等独孤信说完，杨逍赶紧补充道：“‘外儒内法’虽然残酷，但是这将近两千年的历史证明了它确实有用，也非常有效。秦人所有商鞅变法，但是几百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好不容易统一起来的大帝国，短短十五年就烟消云散了。”
独孤信道：“是啊，商鞅变法，最终落得个‘作法自缚’的下场。究其根本，商鞅的做法也必然会被历史所淘汰。商鞅的变法理念主要有以下三条：一是铲除‘仁义和平善良孝悌’，国家才会强盛；二是人人互相监视互相告密，国家才会强盛；三是必须‘弱民’、‘愚民’，国家才能强盛。《史记·商君列传》中所载，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也是三条：一是按军功受爵；二是强制百姓互相告密，有‘奸’不告者腰斩；三是百姓只许务农，从事其他职业者，以及懒惰而致贫困者，全家没收为奴。这三大内容，正对应着商鞅的上述三大变法理念。试问，这样的手段，这样的做法，哪个王朝敢学习、敢沿用？”
杨逍道：“关于商鞅，我还是了解一些的。他辅佐秦孝公，积极实行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史家称之为‘商鞅变法’。政治上，他改革了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民生问题上，他又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战；军事上，他统率秦军收复了河西之地，赐予商於之地十五邑，号为商君，史称为商鞅。可是后来，秦孝公逝世后，商鞅被公子虔指为谋反，战败死于彤地，尸身车裂，落得个全族被杀的结局。商鞅虽然被害，但新法并未被废除。”
独孤信道：“你说的不无道理，商鞅的变法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之下，在列国纷争、民不聊生之时，能够起到非常大的凝聚人心、激发战斗力的作用。可是当国泰民安之时，该怎么做，该怎么让人民安居乐业，他还是缺失了很多的。
具体说来，商鞅是不愿意让人民过好日子的。因为他认为，‘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此语出自《商君书·靳令》，无论国家有钱还是没钱，都必须时刻处于战争状态，如此才能强盛，才会不被所谓的‘六虱’侵害。而‘六虱’又指的是什么呢？是‘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和平’。为什么必须人人告密，国家才会强盛呢？《商君书·开塞》里有解释：‘让老百姓只敢做国家让他们做的事，国家才会大治’。太史公在《史记》里也有记载：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似乎效果很好，但实际情况是：老百姓所受到的盘剥比重非常之大，他们始终在生存线上下挣扎。因为商鞅认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按照商鞅的逻辑：百姓贫穷，就会有求富的动力；富有之后，就会‘淫’（商鞅所谓的‘淫’，指的是求智欲）；‘淫’了之后，国家就会有‘虱’，就不能强盛。所以，国家必须想办法在百姓富裕之后‘合理’地拿走他们的财富，让他们再度陷入贫穷。如此，才会重新激发老百姓的求富动力，他们为生存疲于奔命，没有精力求智，国家也不再有‘虱’了。这种让国家富有而让老百姓保持贫穷的治国方法，可以使国家双倍强盛。”
杨逍道：“怪不得太史公提起商鞅来，那是咬牙切齿的。难怪《商君列传》最后有‘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这样的记载。这样的话语虽然恶毒，可绝不是太史公道听途说而来的。”
独孤信道：“是啊，说商鞅不好的人可不止太史公一个人。汉文帝时的大才子贾生，也曾在自己的文章中评论商鞅道：‘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赵蕤也有如下论断：‘夫商鞅、申、韩之徒，贵尚谲诈，务行苛刻。废礼义之教，任刑名之数，不师古，始败俗伤化。此则伊尹、周召之罪人也。’甚至《旧唐书》也有‘威刑既衰，而酷吏为用，于是商鞅、李斯谲诈设矣。’的记载，这一切也都源于商鞅执法的严酷。他曾在渭河边一日处决囚犯七百人，河水因此而变红，号哭之声惊天动地。商鞅严格执法、滥用酷刑的行为，招致普遍的怨恨?，汉昭帝时的贤良文学也认为商鞅的严酷刑法是造成秦朝快速灭亡的重要原因，《旧唐书》中甚至将商鞅称为酷吏。?”
杨逍感觉非常诧异，便紧接着问独孤信道：“难道就没有人说商鞅好？我连《史记》都没怎么看明白，其他的关于商鞅的记载更是闻所未闻，还望大哥哥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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