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孤信道：“荀悦所作的《前汉纪》，不仅指出侠生于乱世，而且从儒家正统思想出发，认为侠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君昏民暗，纲纪废弛。他说：‘此三游者（游侠、游说、游行），乱之所由生也’。他还断言：‘凡此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其甚焉’（《前汉纪》卷十）。荀悦对游侠产生的社会原因的分析，应该说基本上是合乎历史事实的。”
杨逍道：“不管是荀悦还是班固，他们对于‘侠’的认识，都是在大一统王朝初期社会上对他们的普遍认识，可是随着人们越来越睿智，越来越有选择性，天下间的百姓们对于‘侠’的认识高度，那绝对不是他们二人的论断能够说得清楚的。”
独孤信道：“你这样的说法没有任何问题，说明你对于武林，对于侠义，还真有自己的思考与见解。好士任侠的‘战国四公子’也各有门客数千人，其中不乏侠客。秦以前侠风比较古直，当时社会处于群雄逐鹿的状态，‘士’在社会中的地位较高，所谓‘得士者存，失士者亡’。侠士可以广泛择主，任意驰骋，一旦遇到知己，就抱定必死的信念为其效命，像曹沫、专诸、豫让、侯赢之类，都具有赴汤蹈火死不回头的节概。秦汉以后，皇亲国戚、权贵豪门仍然沿习先秦招士养侠的风气。但是，汉代大一统的局面使‘士’的地位一落千丈，‘用之如虎，不用如鼠’，游侠之士也失去了战国时走遍天下无羁勒的广阔天地。随着皇权专制的建立健全，更限制了侠客的活动，他们不得不寻找靠山，如着名的布衣大侠剧孟，结交条侯周亚夫；郭解结交大将军卫青。武帝徙郡国豪杰于茂陵，卫青亲自为郭解说情，事不行，‘解徙，诸公送者出千余万。’汉朝‘侠’的发展一方面继承了先秦侠士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即把任侠作为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因此汉代的侠与非侠之间所结成的是一种双向的互利关系，它反映了‘士’阶层在面临新的统一之后所寻到的一种出路。但是，侠客‘以武犯禁’的特性，以及与王公大臣所结成的政治势力，毕竟不合乎最高统治者集权于中央的意愿，因此也就不可能摆脱被镇压的命运。汉文帝、汉武帝、汉成帝及王莽摄政时期，都曾大肆捕击豪侠，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两次：其一是武帝建元二年，徙郡国豪杰于茂陵，名为奉养山林，实为削弱地方分裂势力，便于中央控制；其二是成帝永始、元延年间，尹赏为长安令，一次坑杀轻侠百人。”
听到独孤信说的这些关于秦汉事情‘侠’的处境和故事，杨逍自己也在琢磨：人人都有侠义之心，都想成为名扬天下的大侠，可是在最高掌权者眼中，‘侠’的存在合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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