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逍道：“毕竟我们现在只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介草民，轰轰烈烈的事情我们现在根本干不来。我们只能不刻意去抱怨，因为没人真正爱听，要力所能及做出改变。无论如何不能作恶，因为‘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尽力去做个好人，虽然容易被忽悠、被欺骗感情什么的，但是‘君子可欺之以方，难罔以非其道’，而且恶人终有恶报。能做到这些，也就与‘侠’相去不远了。”
独孤信道：“你所说的与游侠颇为类似，但是差别还是很大的。太史公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提到游侠是这样描述的：‘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杨逍道：“古往今来，大侠们往往受人爱戴，他们的凭什么让人折服呢？”
独孤信道：“这是因为大侠们无不心地善良、替天行道、主持公道、救苦救难，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们不畏权贵、武功高强、惩恶扬善，并且老百姓只要有困难，不管什么困难，他们都能帮你解决。他们四海为家、浪迹天涯、无拘无束、逍遥自由，他们笑傲江湖、快意恩仇。这样的大侠，这样的大侠，谁不喜欢呢？”
杨逍道：“可是古往今来，能够称得上大侠的，能够无愧于‘大侠’这个称号的人却如凤毛麟角，这又是为什么呢？”
独孤信答道：“在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士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因为统治者认为士必须剿灭，因为韩非子说过：‘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汉武帝以及之后的历代统治者，都是通过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两手都用的方法来‘剿灭’士人。虽然士人被官府收编了，但是士人的那种风骨、气节、担当和肝胆却流传了下来。那种身怀绝技，敢作敢当，扶危救困，义薄云天，在江湖之上来去自由，恩仇必报的生活方式流传了下来。与其说侠是一种身份，倒不如说更是一种精神。流传的，正是精神。侠的精神包括很多方面：重视荣誉、轻视生死；信守然诺，‘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功成身退，‘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恩怨分明，‘以怨报怨、以德报德’；追求一种生动活泼、游离之外的自由世界；秉持公平、平等的观点。”
杨逍道：“从太史公司马迁着《史记》开始，史书中凡说某人‘任侠’或‘以侠闻’等，一般都带有肯定的倾向，这实际上反映了主流文化乃至主流意识形态对侠的态度。”
独孤信道：“侠其实也是有其负面意义的，其行为也并非尽皆可取，而且多数的任侠者在生活中（无论在社会、江湖，还是官场、朝廷），他们未必有什么好结果，史书对侠的负面意义也有所批判，但本文就不涉及了。‘侠’这个概念出现得很早，侠字在《说文解字》中就有。‘侠，俜也，从人，夹声’，是‘以力辅人’的意思，后来才发展为指尚武重义、急人危难的任侠之人，同时其原意仍被沿用。”
杨逍道：“按照太史公司马迁对‘侠’的定义和描述，那么古代人物中堪称侠士者是不少的，像本受委派去刺赵盾却被赵的勤谨俭朴感动得自杀的杀手。像排难解纷后飘然而去拒绝言功的鲁仲连，大概都够得上侠的称号。”
独孤信道：“事实上，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也不仅写了朱家、郭解几位游侠，他还写了其他虽非游侠，却大有侠气的人物。在司马迁心目中，‘侠’不仅指一种类型的人，而且指人的一种性格和品质，即上述那样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舍身助人，却不事张扬，不求回报等等。具有此种性格品质，并在行为上有所表现者，无论身份如何，均可谓为‘有侠气’，亦均可称‘侠’。其在民间者，当然便是游侠，然亦不妨为官吏、为将帅，成为‘有侠气’的官员和将领，例如司马迁为之作传的季布和汲黯。”
杨逍道：“侠或非侠，不仅是对人物的分类，也是对人性的不同描述。”
独孤信道：“是的，人性的内涵本来极为丰富，侠气，或曰侠性，乃是人性的一个侧面，一个部分。但在不同时代、不同处境和不同地位的人，可有不同的具体表现。比如在敌人的屠刀下宁死不屈者，在权势压力或金钱诱惑前毫不动心者，又如孟老夫子所谓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尽可有各种不同称呼，如前者称烈士、义士，后者称‘大丈夫’之类，但在我们看来，其根性和实质就都不离一个‘侠’字――当然是指侠的正面意义。侠气或侠性本身又和人性的其他内涵一样，颇为复杂，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所谓好坏，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转化或产生不同效果，所以不可一概而论。”
杨逍听了独孤信的条分缕析，对于“侠”的认识，可谓是豁然开朗，他兴奋地对独孤信说道：“大哥哥，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侠在任何时候都有，不过他们的类别不同，功能也不同。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风格，更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总而言之，那就是老百姓们对于侠客还是很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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