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普顿时恼了：“吏胥都是奸滑之徒，此辈心术已坏，焉能进入仕途。陛下此举不妥，首辅为何不当面严词拒绝，此必为陛下身边小人所进，吾等当共同上疏劝阻陛下这乱政之策。”
黄立极看着一边的施鳯来、张瑞图也微微颔首，显然是不满吏胥参加科举，败坏了士人的名誉。如果没有内阁首相的诱惑，黄立极自然也是要反对的。
但是现在吗，他已经不自觉的站到了崇祯的立场上，他为崇祯的政策分辨道：“陛下有言，既然吏胥都是奸滑之徒，心术不正之辈，何以我大明还要用他们来治理民众？吏胥是恶人，那么和吏胥朝夕相对的官员又都是些什么人？
身为主官的官员却指责下属的吏胥，要么这就是个容易被人蒙蔽的庸官。要么就是以吏胥之名，行搜刮之实的贪官。国家以科举选拔人才，为的是教化天下民众，而这些人连身边的吏胥都教化不了，谈何教化万民？”
虽然黄立极只是转述崇祯的话语，但是也让三名大学士闹了个面红耳赤。崇祯所说的道理，三位内阁大学士岂能不知道，只是他们一直装作不知道罢了。
关于吏胥的问题，从唐宋到元明有无数有识之士都谈论过这个问题，司马光在《论财利疏》中就说过：
又府史胥徒之属，居无廪禄，进无荣望，皆以啖民为生者也。上自公府省寺、诸路监司、州县、乡村、仓场、库务之吏，词讼追呼、租税徭役、出纳会计，凡有毫厘之事关其手者，非赂遗则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坏产者，非县官赋役独能使之然也，大半尽于吏家矣。
司马光替吏胥说了句公道话。吏胥一无收入，二无前途，偏偏他们又有管人、管物的权力，想不腐败都难。
而苏辙也说过，吏胥没有收入，又有“鞭朴戮辱之患”，对他们使唤很多，要求很严，没有丝毫报酬，大家还争着抢着干，甚至花钱补役，其目的何在？不是清清楚楚吗？
?苏三起解中崇公道曾经这么对责备衙役分赃的苏三说过：“这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黑豆，不吃你们这些告状的，我们这些衙役喝西北风吗？”这崇公道还是一个有良心的好人，但是一样要吃赃。
王安石改革时，才给在中央各部提供服务的吏胥正式规定了薪水。到了明代，地方上一些吏胥虽然也有了低廉的薪水，但是更多的却是没有任何收入的白手。
一个正职的差役身边往往有7、8个不拿薪水的白手，一帮奸猾之徒聚在一起，又无前途可言，又没有人能监督，除了日夜谋划如何使得“政烦刑苛”，如何在百姓身上榨取更多的钱财之外，还能做什么。
但是即便是如此，士人们依然不愿意去彻底解决吏胥的问题。第一是因为，代替官员催征赋税、摊粮派款、保管运输官物等都是“好人干不了，干的没好人”的差事；第二，没有这些吏胥的恶，怎么显得出科举出身官员们的好。
正因为存在了这种不可言说的阴暗心理，所以士人们越是鄙夷吏胥之流，就越是不愿意面对解决吏胥的问题。而不允许吏胥参加科举，更是把这种偏见发展到了极致。
不同的衙门，各种条例都是积年而成，动辄上百上千卷，只有吏胥最为熟悉本衙门的规章制度，乃至本衙门的业务，他们父子相传，牢牢的把持着这些衙门的实务。如果再让他们参加科举，进入了仕途，那么岂不是让那些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士人成为了摆设。
这种事情自然是断断不能让士人容忍的，而且即使像苏轼那样饱学的士大夫都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连苏轼这样的大文士都不仅不读法律法令，而且大有不屑一读的意思，其他士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说到底，这些只读圣贤书的士人，害怕与这些娴熟于庶务的吏胥展开竞争罢了。他们需要吏胥替他们做这些庶务，但是又不愿意给这些吏胥出头的机会。
几位大学士对这些事虽不说了如指掌，但也可以说心知肚明。但是这种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却是和儒家经典的教诲相违背的。
这也是几位大学士现在面红耳赤却无法张口的原因，不过张瑞图很快就反应了过来，他压低了声音对着黄立极说道：“陛下不知道吏胥之害，难道首辅你也不知道吗？让吏胥进入仕途，今后我辈岂不成了和吏胥同流合污之人，如果今后有吏胥考上了进士，乃至榜眼、状元，我辈士人的颜面何在？就算陛下说的不错，首辅你也应当力拒之。”
黄立极翻了翻白眼，张瑞图的话虽然不合圣人教诲，但是相当的现实。不过黄立极也很清楚，让吏胥参加科举，虽然有损大明士人的颜面，但是对于接下来他所要推进的行政改革却是大有好处。
正如崇祯对他所言，让吏胥参加科举不是目的，给这些整天无所事事的士人找点事情做才是目的。现在的大明官吏，官员除了捞钱就是整天想要批评奸臣来获取名望，好让自己加官进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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