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意味着在农耕时代任何以增加政府收入为目的的经济改，这个实质就是加赋税，而加赋税的实质就是从民众兜里掏钱。所以，司马光主张的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此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这一观点，以前就是真理。而最后司马光的预言成真了吗？我们来看后期神宗和王安石的对话：陛下以为税敛甚重，以臣所见今税敛不为重。。。《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另一个理由则不能明说，他担心皇帝借着此为名集权，结果不出司马光所料。就连后来人也认为亡于王安石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竞进，天下骚然。为什么司马光会担心皇帝借着此为名集权？这要从以前一直到神宗变前的生态说起，关于变前的政治生态，大家可以去看王安石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总之，立国到神宗变之前的核心思路，即立纲纪与召和气，依靠制度的设置对权力进行制衡和监督，同时精心维护一种和睦融洽的士风和民风。两者相互配合；在这个体制里，皇帝和执政的宰相分享决策权，任何一方都无法摆脱另一方单独做出决断和推行政策。决策和执行过程受到监督和制衡，并且可以提出异议干涉执行过程。这样架构的形成直接杜绝了那种皇帝自任聪明、躬亲万事而随时可能出现的失误和偏颇。而下的地方机构采用分离制设置，同一区内设置相互平行的机构，形成独立的行政管道和相互之间的监督制衡。这样的结构的特点就是用决策和执行的速度换来稳定和极强的纠错能力。而其制度设定的多重相互制衡和监督更是一改传统的明君能臣模式而将不犯误的责任从依赖个人能力转而变为依靠制度监督。同时，作为软件的配合，宽和的政风、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规则，也培养了阶层积极参与政治、各抒己见的昂扬士风。李裕民先生将这个皇帝与士大夫共治的体制称为皇帝时代最进步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下，皇帝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仁宗曾得到过这样的评价，仁宗虽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说百事不会是这个体制下皇帝最好的素质可能有些夸张，仁宗也并非万事无主张只听凭执政大臣处理，但其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的自觉接受各种权力制衡和监督却是维持这一体制的必须。显而易见，在这个体制下，皇权受到了很大的束缚，这对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明君、大帝来说是灾难性的。没有万事断自圣躬的无上皇权，也就没有他们表现其明，其能的舞台。但是很不幸，神宗正是这样一位励精图治，寄望大有为，平辽灭夏，恢复雄风的青年，他觉得在这种制衡体制下他什么都无法发挥，他想做快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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