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现在有学者认为神宗一开始就处心积虑的想利用王安石变来集权，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神宗最初只是想做一些改变，因为这种制衡体系本身也是有弊病的，然而，在支持王安石变过程中，在一次次在程序上绕过原来无法绕过的制衡措施，直至形成架空这个过程里，神宗作为绝对君主制下的君主本能觉醒了。他在后期踢开王安石，单独策划元丰改制，在恢复前朝规整的三省六部制的名义之下，彻底在制度上摧毁了仁宗时代定型的宰相对皇帝最高决策和行政权的分享和制衡，而将宰相机构变成君权完全的下属，这样一来，他终于完成了对旧体制的彻底摧毁和乾纲独断。这种绝对的君主权对于英明的君主未必是坏事，但是问题就在于在保证皇帝是生出来而不是打出来的王朝，任何人，哪怕是神都无法保证每一代都是英明君主，而一旦这种绝对君权落在一个平庸的皇帝手里，就会导致一场大灾难。徽宗就是最好的证明，和神宗时代的王安石不同，徽宗时期的蔡京这个宰相已经完全依附于皇权了，他如果敢说与士大夫共天下这种话，他就会立即被徽宗赶回家吃老米饭，谁也帮不了他；在这种环境下，蔡京想要巩固自己的相权，除了对徽宗俯首帖耳，还能做什么呢？比如联金灭辽这种事情，在仁宗时代，朝议一拖就能把这事拖黄了，可是到了徽宗朝，徽宗一声令下，就得马上去办。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保持制衡体制本身对宋朝才是最有利的，而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当然才是真正着想的人。无论从先秦儒家追求权力多元角度，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深层次理由其实是担心皇帝专权，在一个绝对君主制的国家，好不容易才对皇帝有了一点点制衡，这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比中五百万几率小多了；可要破坏这种制衡，在绝对君主制国家又太容易了。综上所述，司马光不但是伟大的史学家，更是伟大的经济学家，或者说他是一位古典时代真正的保守主义大师。司马光才是真正的儒家代表，是真正把书读明白了，把书读通了的智者。。。”
遇川点头。
表示赞同。
荆扉才继续说：“司马光放在现在来说就是新自由，王安石就是个凯恩斯。。。变法的结果凯恩斯成了大笑话，铁血强怂灭亡。王安石的思想是不加赋而国用足。在有些人眼里我GDP世界第一，踹一脚就进世界了。开一下金手指直接社会了。这样调调下，王安石的思想就很超前了。可实际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什么锄头税都有，已经为敛财无所不用其极了。而开支方面，朝因为各种原因大量募兵，而又因为各种原因大量阙额。皇室耗费无度。官僚待遇高，腐败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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