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相公就是这么知错就改的一个人，也是旧党中我最喜欢的一个人。但其代表的妥协派最终结果也只能是失败的。大和五年，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降唐，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德裕派兵入驻维州城事宜。宰相牛僧孺认为与吐蕃结盟，不宜违约开衅。他对昏庸软弱的文宗说为了一个城池和吐蕃人交恶，小心对方出兵，从蔚茹川，直入平凉阪，不到三天就可达到咸阳桥，只怕京城都守不过来，得到一个维州算得了什么呢？文宗害怕了，命令把悉怛谋交还土蕃，把维州城也送回去。结果悉怛谋全家被吐蕃人虐杀在边境上，从那以后，再没有吐蕃人敢于归降，贻害无穷。其实，大和四年吐蕃已违约攻唐，此时，已可不受盟约拘束。牛僧孺对维州的决策，是为了打压李德裕，所谓你的成就就是我的失败，不管你取得多大的成就我都要给你搞点破坏，这也反映了他一贯妥协反战。贴上这个例子，只为说明历史上从来不缺为了一己私利做出亲痛仇快决定的行为。还是历史宗师，竟不知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连匈奴人冒顿单于都知道土地是根本，不能轻易与人，他居然不知道。元佑时期，在传统历史上向来被视为是中后期对夏战争中的一次小休。其间牵涉新旧相争等种种要素，确切讲，即是高太后临朝期间，旧对新的全盘否定和反扑。可是，作为旧领袖的司马光，其主张的弃置新地一事若仅从司马光观念方面解释似乎也有不妥，值得再做一番考察。自仁宗朝元昊脱离称帝起，进行了旷日持久的相互征伐。双方且战且停，互有胜负，僵持不下。而伴随着战争所带来的负担越来越沉重，熙宁起，朝野上下开始盛行弭兵论，贬低胜利的价值，且谴责其是种罪行或许有佛教思想的影响。元佑元年司马光力主的弃地外交忍让正是弭兵论实践的高峰。实际上，神宗、哲宗朝的弭兵论是弭兵论的延续，彼时弭兵的背景是宋辽战争。宋辽檀渊之盟，辽归还了遂城及瀛、莫二州。也可以讲，归还侵地，不是没有先例的。其后，南宋初在军事胜势的情况下，宋廷与金的绍兴合议，归还实则割让唐、邓、商、秦数地，坐实了卖国的臭名。司马光的主张与前例的不同之处在于，没有经过外交谈判而主动归还侵地，多少显得懦弱，且无法确认是否可以达到息兵的目的。这也是争议所在。司马光等旧反对用兵，避免对夏军事行动升级，藉以安抚党项和恢复双方关系。灵夏之役，本由我起，新开数寨，皆是彼田，前朝的熙河是行径，为弭兵，上策是主动归还侵地，展示新天子的仁慈和善意，期望重修旧好。假若受到党项的军事威胁后，才归还侵地，这不单不是仁慈的表现，更是国家的奇耻大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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