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顿了顿，看向张凡：“公共卫生危机这个帽子，弹性很大。
当年艾滋病药物、以及近几年的一些抗癌药，都曾被某些国家或国际组织援引此条款施压。
糖尿病，作为影响数亿人的慢性病，完全有可能被竞争对手或某些利益集团，炒作成公共卫生危机，从而试图否定或削弱我们的专利保护，为本土药企仿制扫清障碍。
默克当年用这招对付丸子国药企的雷特格韦，就是前车之鉴。
他们甚至不需要等到专利授权，在申请阶段就可以通过各种法律和政治手段进行干扰、拖延，甚至迫使专利权人做出巨大让步。”
知识产权局的负责人接着补充：“除了强制许可的威胁，还有专利挑战。
国际巨头药企拥有世界上最顶尖的专利律师团队，他们精通各国专利法，擅长寻找专利文件中的漏洞，或者通过提出现有技术异议，发起专利无效诉讼。一场跨国专利官司，打上五六年是常事，耗资巨大。
即便最终我们赢了，市场窗口期可能已经错过，或者被消耗得差不多了。更棘手的是，有些国家可能存在专利链接制度不完善或执法力度不足的问题，导致即便有专利，仿制药也能大行其道，维权困难。”
那位军方背景的将领沉声道：“还有一个层面，是技术安全。这种前沿的、可能具有战略意义的生物技术，其研发过程、核心数据、乃至科研人员本身，都可能成为某些势力觊觎的目标。
技术窃取、商业间谍、甚至对关键人员的策反或威胁，都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必须确保，在整个研发和未来的产业化过程中，核心机密万无一失。”
发改委的同志则从产业角度提出：“如果技术成功，如何确保其产业化落地在国内，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就业，而不是仅仅成为我们卖专利、别人生产的局面？
这涉及到产业政策引导、资本市场对接、生产企业培育、以及市场准入和医保支付等一系列国内政策的协同。”
一个个问题抛出来，条分缕析，直指要害。
张凡听得头皮都发麻。
他之前之前想过金毛或者欧洲会阻挠会耍赖，可没想到这么复杂。
这尼玛是医疗吗，这尼玛直接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涉及法律、经济、政治、外交、安全的立体战争。
会议室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大家都在消化这些问题带来的压力。
这时，那位主持会议的领导看向了张凡：“张院长，听了各位同行的分析，你有什么想法？
上午你说只要方向不变，绝对成功，现在，我们需要你更具体的判断。
以你们目前取得的进展和未来的技术路径来看，这项技术的不可替代性和技术壁垒到底有多高？换句话说，如果别人想绕开我们的专利，或者在我们专利基础上进行改良，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和时间？
这直接关系到我们未来在国际谈判中的底气和筹码。”
张凡深吸一口气，他知道，现在不是谦虚的时候，也不是拍胸脯说大话的时候，他必须给出基于科学事实的、最冷静的判断。
“各位领导，从科学角度，我们这个技术的核心壁垒，在于细胞的精准归巢特性，以及实现这种特性的、独特的诱导和制备工艺。
这不是简单的干细胞治疗糖尿病概念，而是一套从细胞来源选择、重编程路径、到赋予其特异性归巢能力的完整技术体系。
就像造一把钥匙，我们不仅知道锁芯的结构（糖尿病损伤的胰腺微环境），还掌握了一套独特的、能批量制造出与这把锁完美匹配的钥匙胚，并进行精准打磨的工艺。”
他略微组织了一下语言，继续道：“别人想绕过，无非几条路。第一，用不同的方法，诱导出具有类似归巢能力的细胞。
这需要对归巢的分子机制有极其深刻的理解，而目前，这是我们独家的发现，机制尚未完全公开，他们从头摸索，时间成本极高，失败风险极大。
第二，用其他载体（比如病毒、纳米材料）携带治疗基因或因子，试图模拟归巢效应。但这面临靶向性、安全性、长期表达稳定性等一系列更复杂的问题，而且与我们修复细胞的根本理念不同，疗效和安全性预期完全不同。
第三，等我们产品上市后，没有能力的国家，五年十年的，都是安全的。
但对于有能力的国家，如果逆推，然后不管不顾，半年或者一年左右时间，估计就能破解，就算不是百分百，但主要的技术节点，不会保密很久。”
听了张凡的分析，在座的各位领导神色略有变化。半年的市场独占期，在医药行业，尤其是可能颠覆标准的疗法领域，这尼玛就等于没有窗口期。
估计还没有铺开，竞品就出现了。
“好！”主持会议的部领导点了点头，“有你这个判断，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下面，我们讨论具体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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