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就是这个民不加赋税，比如郑白渠，修好后，不加赋税，但国家收入提高了，还豢养了五万名保厢军。但郑白渠建修难度很大的，若是江东圩，河北水利，除了河工外，其他难度都不大，用钱也不多，也不是用钱不多，主要劳力是免费的，所以真正花钱的地方不多了。然而见效快。
修好了，只要守住，不让豪强吃掉，真正分到百姓手中，国家就能纳到赋税。这也是一种民不加赋税而国用增加。
接着免河北流民夏税秋税，赐河北役兵特支钱。先施下仁政，换取好名声。
接着改革科举，建学校复古。罢诗赋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取进士。
大苏听到后。立即上奏说：……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敝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无所不至矣。自文章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矧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
意思没这个必要。
是没有这个必要，但王安石此举大有用心，就象赵顼裁减恩荫，马上大名府就传出了谣言。为何，咽喉也，舆论也。科举改革。什么形式都无所谓，主要就是为了这个舆论，这样一改后，以后就能用新政，做为论策的题目，天下读书人就不得不为新政吆喝鼓吹了。
雅一点就是大义。
赵顼当然不知道了，大苏同样也不知道，只是认为这样做没必要，因此赵顼召见。大苏说道，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
实际大苏不是反对变法。就是希望慢一点，动静小一点……
过节便产生了。
但这时王安石还在观望，这种心理也是在仿佼桑弘羊，王巨说霍光杀桑弘羊是为了赢得豪强的欢心，王安石不会这样认为，他认为桑弘羊之死纯粹是卷入了政治斗争才被处死的。他在变法中，虽有许多豪强反对，但还有一些顶级豪强在支持他。
所以王安石变法有两条没有动，一是恩荫，即便现在赵顼动了恩荫，他自始至终没有表态支持，反而说了一句，陛下，你太急了。
其次是商税，士大夫在王安石变法中，他们家人行商，仍是免税政策。
但王安石没有弄明白就是，捅一刀也是捅了，捅两刀与捅一刀有何区别？于其试图缓和这些人的怒气，何必不拉拢一些温和派大臣？
正是这种心理，他迟迟没有动手。
但两人的变化，终于让他开始了真正的变法。
科举只是一个改革，不能算是变法。
忽然吕诲打了鸡血，上书王安石十条大罪。第一罪，嘉佑时，因开封府争鹌鹑公事不当，御史催促谢罪，傲倨不从，这是对领导不尊敬。
第一条就操蛋，那么你对领导尊敬哪？
第二条，王安石把辞官当成行为艺术，在英宗朝时，“有山林独往之思”，等到“陛下即位”，“自知江宁府除翰林学士”，居然屁颠屁颠地来上任了。这就是对前任领导不尊重而对后任领导极尊重，这是“见利忘义”，是“好名欲进”。
这一条更操蛋，夫子说的，君明则出，君暗则隐，王安石是君明则出，也不能点出来哪，赵顼能高兴吗？况且还有富弼呢。
第三条，王安石居然给小赵上课时想坐下来讲，他到底想干什么?“将屈万乘之重，自取师氏之尊”，“真不识上下之仪，君臣之分”。
帝师是坐着讲还是站着讲，官员早就说明确了，司马光也坐着讲过的。这一条翻将出来，司马光何以情堪哪。
第四条，王安石上任以来，“事无大小，与同列异议”，如果事情做得很好，就把美名自己要了。如果发生了什么错误，就把责任归到领导那里，让老大当冤大头。
事实是其他三个老大是苦病老，议都没得议，何来异议？岂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第五条，王安石判案简直是随心所欲，“与法官争论刑名不一”，比如那件阿云案，王安石就“挟情坏法，以报私怨”。
这又是没影子的事，难道王安石与那阿云有一腿，或者报那一个怨？司马光？两人现在不是没有翻脸吗。
第六条，王安石“初入翰林”，就“称弟安国之才”，请小赵赐王安国进士。对人“小惠必报，纤仇必复”。当上参政以后，则“卖弄威福，无所不至”，有小人“奔走门下，唯恐其后”，阴结朋党。“怙势招权”。
王安石是赐了进士，然而条例司现在只有两个官员，一是小苏。二是吕惠卿，吕惠卿不好说了。但小苏进了条例司，难道也是奔走门下？
第七条，宰相不视朝，王安石任意“逐近臣补外”，“意示作威，耸动朝著”，以“专威害政”。
王安石是逐近臣补外，可其他几个宰相得视朝啊。其他三人病老苦，王安石比吕诲更苦逼，当真中书里不做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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