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按照布尔什维克党的党章原则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是直接向中央委员会负责的纪律检查机构，它行使职权的时候，不受任何机构和部门的制约与限制，但在实际的工作中，原则这类东西是绕不开政治因素的干涉的，尤其是在联盟的体系内。
就以此次对列宁格勒的调查举例，中央监察委员会要想调查，尤其是带走列宁格勒州委的某个干部，首先就需要同身为州委第一书记的波普科夫打招呼，并且还要得到他的批准才行，考虑到波普科夫同时还兼任着列宁格勒市委的第一书记，因此，调查组要想对市委某个干部下手，同样也得走这个程序。
说白了，就是列宁格勒州委兼市委第一书记，总归是代表的党委，这个党是布尔什维克党，而中央监察委员会也是隶属于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机构，因此，中央监察委员会要想调查布尔什维克党的干部，总归是要有一个说法的。
当然，作为列宁格勒州委兼市委第一书记的波普科夫，也不能公开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调查组对抗，他也要遵循党内的原则，说具体了，就是调查组要想动列宁格勒的哪个干部，的确要经过他的同意和许可，但在调查组掌握了某个干部的实际罪证的时候，波普科夫也不能包庇这名干部，更不能阻止调查组对这名干部采取措施，否则的话，他就要跟着吃挂落。
这就是办案的程序，也是办案的规矩。当然，也正因为有这些程序和规矩，有着波普科夫在前面挡着的列宁格勒，才没有在整体局势上彻底崩坏。
最重要的是，一如维克托所说的那样，如果波普科夫这个列宁格勒州委兼市委第一书记不在位了，列宁格勒的局势将迅速崩坏，为什么？很简单，从三十年代中期的那一场大清洗来看，谁都不要高估人们的劣根性。
当前，在列宁格勒办案的调查组，已经接到足够多的举报信了，但这个所谓的“足够多”，其实还真算不上多么的多，因为那些地位足够高，对局势能够起到足够影响力的人，还秉持着观望的态度，毕竟作为列宁格勒派核心人物的波普科夫还没有倒呢，这也就说明局势的整体走向还不太清晰。
可是，一旦波普科夫倒了，列宁格勒换上了一个对列宁格勒派心存恶意的第一书记，那么不用问，原本还在观望中的那些人，不管是出于投机的目的，还是出于自保的目的，都有可能会跳出来攀诬、构陷别人，到了那个时候，列宁格勒的局势将会崩坏的令人不忍卒读，一如十年前的那一场大清洗一般。
任何一场政治事件都要尽量避免发展为一场“运动”，因为运动这个东西一旦与政治贴上了边，它就会在全社会范围内引发联动效应，所有人都会置身其中，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很多时候，“运动”都是由特定的人发起的，但这个特定的人能够挑起一场运动，却不一定能够控制一场运动，因为运动在推进的过程中，总会掺杂进一些狂热的情绪，这种情绪是根本不受控制的。
在维克托看来，一旦安德里阿诺夫替代波普科夫出任了列宁格勒州委兼市委的第一书记职务，那么，配合他本人的态度以及调查组在列宁格勒大动干戈的现实，列宁格勒的局势没准就会失控，就会出现一场类似于十年前那样的大情绪运动。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危险不仅他意识到了，斯大林同志同样也意识到了。
实话实说，十年前的那一场大情绪，与斯大林同志的个人立场、态度是密切相关的，不管其最初的目的是什么，仅从结果上看，那一场延续数年的风波，确实是制造了太多的冤假错案，有太多无辜的人被牵连其中，甚至是丢掉了性命。
但就像之前所说的，那就是一场运动，或许斯大林同志是发起者，他最初的目的，或许就是为了打击和清楚掉党内那些思想出现了问题，亦或是在道路上与他无法保持一致的人，但运动一旦发起，它的走向和破坏性，就不是斯大林同志能够控制的了。对于很多人来说，“运动”就是有仇报仇，有怨报怨的最佳时机，就是搞政治投机，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攀爬的最佳时机，就是喝别人鲜血，满足自己私欲的最佳时机，因此，这些人就会主动推着局势往前走，往崩溃的方向走。
十年前的那一场运动，从根本上来说是符合斯大林同志政治利益的，因此，作为发起者，他在局势恶化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后期，又充当了一个收尾人的角色。而此次列宁格勒所引发的风暴，显然是不符合他利益的，至少，他不希望那里的局势继续恶化，因此，他想在开始的时候便踩下刹车。
没错，斯大林同志的确是将马林科夫当做了自己的接班人，准备在自己百年之后，将联盟领导人的职位交给对方，但百年之后毕竟是百年之后，接班人毕竟只是接班人，就当前而言，斯大林同志可没想着将手里的权力交出去——这是一种很正常的想法，贪恋权力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当权者基本上都会有的通病，斯大林同志当然也不例外，所以，他既需要在一定限度上尉马林科夫树立权威，同时，又要控制住马林科夫的权威，使他不至于膨胀的太快。斯大林同志在列宁格勒问题上的迟疑，犹豫，自然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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