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敞的办公室内，维克托站在宽敞明净的落地窗前，手里捏着一支香烟，深沉的目光透过玻璃窗，俯瞰着楼下的位置，在那里，年老的库西宁正弯着腰钻进一辆伏尔加轿车——老头的确不能在列宁格勒久留，他必须尽快赶到赫尔辛基去。
一如维克托此前所揣测的那样，此次库西宁前往芬兰，正是受了中央主席团五人领导小组的委托，他需要向芬兰的巴锡基维政府转达联盟的一份担忧，一份有关芬兰在苏美之间站位的担忧，说白了，就是莫斯科不满意巴锡基维政府在私下里同美国北欧特使阿芙拉·沃伦的频繁接触，因此，安排库西宁去兴师问罪的。
库西宁的身影很快消失在伏尔加车内，片刻后，车子发动起来，就在大楼前的广场上转了个圈，缓缓开走了。
直到伏尔加轿车消失在视线之外，维克托才吸了口烟，不紧不慢的转过身，缓步走到不远处那张宽大的办公桌旁边。
之前，库西宁所转交的那封信，此时就安静的躺在办公桌上，信中所涉及到的内容，维克托已经牢牢地记在了心里，不仅如此，他也记住了库西宁在有关库普里亚诺夫问题上所给出的意见。
列宁格勒派正在走向分裂，这是库普里亚诺夫在信中所谈到的一个问题，结合自己过去一段时间的亲身体会，维克托非常清楚，库普里亚诺夫的说法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如今的列宁格勒派的确正处在分裂的边缘，或者更进一步说，自从日丹诺夫同志突然病逝之后，列宁格勒派内部的分裂问题，就已经迅速凸显了出来。
其实，列宁格勒派也可以看作是全联盟政治局势的一个缩影，从思想立场上看，列宁格勒派的政治主张是相对开放和激进的，这主要是因为列宁格勒本身就是联盟与欧洲国家接触的最前沿，类似于所谓的“特区”，因此，有很多资产阶级的东西也不可避免的对列宁格勒构成了影响。
不过，即便是在列宁格勒派内部，也存在着激进的改革派和相对保守的稳健派之分，激进的改革派认为应该改革联盟的一系列制度和政策，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而保守的稳健派则认为联盟的改革是必要的，但改革的幅度没有必要搞得太大，应该循序渐进，一步步摸索最稳妥的策略。
在维克托看来，激进改革派所提倡的那些改革举措，称之为“右派”才是最准确的，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所提倡的很多改革举措，竟然与贝利亚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所倡导的改革主张极为贴近，甚至可以说是一般无二。
比如说，在对外关系问题上，列宁格勒派中的积极改革者们，也主张联盟应该改变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立的斗争政策，对外采取更加温和、包容的立场。与贝利亚不同的是，在联盟对外强硬的立场上，贝利亚的表述好歹还没有太过露骨，他认为联盟与美国的关系之所以如此紧张，是因为一系列历史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联盟一方在东欧地区所执行的政策有关，也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联盟抱有根深蒂固的敌意有关，总之，就是联盟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抗局面之所以形成，苏美双方都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而在列宁格勒派中的积极改革者们的观点中，苏美之间的对抗局面之所以出现，完全是因为联盟大力推动意识形态输出所造成的。这些人的论据也很充分，按照他们的说法，在卫国战争爆发之前，苏美之间的关系虽然算不上多么友好，但却也是相对平稳的，尤其是在三十年代中后期的时候，苏美之间在经济领域内还存在着诸多的合作呢。随着卫国战争的结束，尤其是随着联盟在东欧各国推动全面的斯大林主义政策，并一步步加强对东欧各国的政治干预，输出意识形态，苏美关系才一步步走向恶化，并最终形成了今天这种于全球范围内展开对抗的局面。
所以，在列宁格勒的这些积极改革者们看来，苏美关系的恶化主要责任在于联盟，在于莫斯科，而要想结束苏美对抗的局面，为整个欧洲带来全面的、真正的和平，联盟就必须在某些问题上做出让步，比如说修改过去那种激进、强硬的东欧政策。
类似这样的观点，在维克托看来简直就是荒谬的，但还是那句话，这是这种荒谬的观点，在联盟的范围内，依旧能够获得不少人的赞同。这些人看不到二战前后，美国在对外政策上的转变，看不到二战前的经济危机对美国打击有多大，也看不到二战之后，美国的国家政策已经从过去的孤立主义，转向了谋求全球霸权，他们更加看不到，美国正在一步步加强对欧洲事务的干预，所有欧洲的强国，都将在地缘政治利益问题上与美国发生冲突。
说到底，苏美对抗局面的形成，与意识形态也好，与联盟的共产主义革命输出也罢，都不存在直接的关联，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冲突的根源，就在于二战之后的联盟过于强大了，而这个强大的苏联本身，就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要结束苏美之间的对抗局面，只有两个可能性：要嘛苏联崩溃，要嘛美国崩溃，二者必有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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