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看了一天书的他会格外疲惫，晚上什么都不想做，便早早窝在睡袋里，关上灯，拉开窗帘，望着窗外的繁星点点和杜蓝煲电话粥，一边想象毕业后的自己可能会做什么一边拿着电话进入梦乡，有时他会直接放公法课的录音，催眠效果百试不爽。
当然这些点滴都是插曲和花絮，他真正的重心还是学业。
董锵锵的公法课虽然节节不落，但即使在认真预习和反复听课堂录音后，他依然还是听不懂。他想起杜蓝的忠告，决定听从她的建议，不再死磕听课，又咨询了郑春花的意见，然后把刷练习题和旧试卷的优先级排到了最高，把每周刷3-5套旧试卷和旧试卷中出现率高的经典法条题作为必须完成的阶段性小目标，而对需要背诵的大段论述题，他也开始进入每天反复朗读的程序，促进短期肌肉记忆的形成。
公法虽然听不懂和枯燥，但平心而论，其实并不费脑子，只要按部就班地坚持刷题就好，不懂的地方先查讲义再看书，反而是proseminar研讨课，比他预想的要麻烦很多。
因为他的研讨课小报告主要基于预科老师批改过的内容而撰写，所以准备得很快，他又花钱找了德国人帮忙润色修改，所以12月底之前按要求完成并无问题。
有麻烦的是研讨课的大报告。
研讨课并不是每周都有，而有限的几次课上，三人也都没见过埃伦的影子。
按老师要求，大报告是团队合作完成，三人先后确定了论文大纲和各自负责撰写的内容，但直到三人均已动笔，德国人依然没联系过三人。
三人中只乔安娜有埃伦的电话，但打过去也无人回应，三人都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只好去找助教。
助教是个人高马大的德国姑娘，痛快地向三人承诺会在了解情况后再和他们沟通，结果还没到中午就给了三人反馈：德国人早在第二次课前就加入了另外一个学习小组，早就不是他们组的成员了。
三人大吃一惊，反问助教：之前说不能随便换组，换组必须得到其他组员的认可，怎么埃伦就能在三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换组呢？不是每个组必须四个人么？埃伦离组也没再找一个代替他的人进组，又怎么说？
助教表示：埃伦在第一次分组时是被老师从其他小组中调剂出来的，他在下课后就直接和老师表示他要回原来的小组，因为他无法适应董锵锵这个学习小组的学习气氛，以及怀疑董锵锵三人的学习能力。老师同意了他的换组要求，但要求他再找一人代替他加入小组。从三人的反馈来看，埃伦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既没找到自己的代替者，也没通知另外三人，招呼也没打一个就径直离开了董锵锵三人的小组。
助教的解释让三人感觉闻所未闻、匪夷所思。
董锵锵仔细回想了一下之前发生的事，愈发相信：埃伦十有八九是故意不说，而老师也不知何故忘了提醒。现在学期过半，指责老师和埃伦于事无补，再找人加入肯定也来不及，那就只能他们三个人写埃伦那部分，他其实并不担心写作，只是对德国人的做法感到恶心和不解，而最后的演讲弄不好就得他来说。
离开助教办公室后，三人碰了一下，接下来的事情走向和董锵锵的猜测如出一辙：尽管董锵锵认为两个女生的德语口语都好于自己，但索菲亚和乔安娜认为他的口语也没问题，再者两人均有硕士初级阶段的其他课程要准备考试，所以根本无暇顾及最后的演讲，演讲的重任就这样落到了董锵锵的身上。
本来自己只要写一小部分就可以，现在不仅要写更多的内容，还要准备演讲，这就意味着他要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是以前碰到这种情况，董锵锵估计自己多少会有怨言，但现在的他已经不愿把时间和情绪浪费在抱怨这种事上，作为组里唯一的男性，又是中国学生，他觉得自己不仅有责任有义务做好最后的演讲，演讲还要拿高分，这样才能打脸瞧不起他的埃伦。
还有半个月就是圣诞节，太阳依旧是每天玩消失，天气阴冷潮湿，校园和教室里的人少了很多，就连食堂里吃饭的人也变得门可罗雀，唯一没什么变化的恐怕就只有图书馆里那些雷打不动看书的学生了。
除了定期和两个女生碰头讨论大报告的内容，董锵锵边闷头刷题边复印教授们指定的参考书，准备下学期的考试，日子过得既单调又规律。经过一番探究，他发现大学电教中心可以比大学其他地方更便宜的复印，可以省下数百欧，虽然有端木、老白等人的赞助，但他依然保持着勤俭。同时他还向董父求助，让他在国内买一些中文参考书寄到德国，先看中文再读德文，加快理解。
很多时候，他和父亲刚通完电话，还没来得及挂，董母就会抢过电话和他寒暄，而对话内容也是千篇一律。
“锵锵啊，你这学期什么时候考完？假期能不能回国啊？”自从董锵锵进了大学，董母每次关注的都是他何时回国，“我朋友家的那个小秦，你见过的，巴黎那个女孩，人家春节就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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