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对单于都护府军事动向不作细究，自然有其原因。因为单于都护府镇守使杨玄基之所以率部离开云中防区而进入幽州境内，正是出于皇帝的授意。
神都革命以来，朝廷内政方面几番兴废，外事方面同样如此。只不过由于陕西道大行台于军事外图方面动作太大，使得朝廷在边务方面的调整相对就不怎么显眼。
此前李昭德主持朝政，在漠南等边境诸州布置重兵，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的战事发生。但仅仅只是维持这样的驻军规模，已经给河北诸州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毕竟大军强使于外，资粮穷耗于内，诸州士民因此受累不浅。
所以当李昭德被罢相之后，有关边务经营的调整也是朝廷经年讨论的一个问题。有那么一段时间，狄仁杰所持休戈养生之论成为朝堂主流。但皇帝包括一些大臣都觉得这样的政策略显矫枉过正，特别在行台武备勤修的情况下，完全放弃军事上的铺陈等于将未来局势走向的主动权拱手让给陕西道大行台。
后续一系列的纷争中，狄仁杰也逐渐的被边缘化。之后朝廷选取干员分任诸州，主要方向就在于河北诸州。这些外授刺史们除了除了牧民施政之外，还有一个使命那就是招募健勇、兴作团练，以作为朝廷在河北的武备基础。
这一政策的核心虽然重点还着眼于跟陕西道大行台之间的东西对抗，但也是结合了朝廷当下的边患形势。突厥骨笃禄兄弟复国起来，便成为北面最大的边患问题。武周年间薛怀义几次北征突厥，劳民伤财不说，战果也是有限。
随着北方羁縻秩序的破坏与突厥复国势力的发展壮大，如今朝廷再用兵于漠南，已经没有了贞观、永徽以来的那种主动权，很难再一军出征便一劳永逸。
大唐立国以来，河北之地的民情民心便是历代当权者一块心病。早在武德年间，高祖李渊甚至还打算将河北生民迁入太行山以东、放弃对此地的长久经营。这当然只是一时穷困之计，随着大唐一统天下的大势越来越明显，这种议论自然也就不再提及。
但哪怕以开明而着称的贞观年间，对河北人也都是警惕有加，太宗素来轻慢山东人士也并非什么秘密。包括高宗皇帝虽然借重一部分山东世族之力以摆脱关陇，但仍明令七姓十家不得自为婚配，并放任其宠臣李敬玄等与大族合籍，秽其门第。
皇帝李旦虽然当朝履极，但朝政始终混乱不堪，以至于神都朝廷大而无当，军政诸事处理起来反而不及陕西道大行台灵活且有效率。
迫于行台施给的压力，皇帝着令河北诸州各设团练，以期达到一个藏甲于州县的效果。但是对河北士民的警惕这一条创业以来的祖宗法制也不敢肆意逾越，再加上众多关陇时流充斥于朝中势位，对于河北士民也是既用且防。
这反映在实际的操作中，就是以幽州总领河北尤其是北部州县的团练事宜，并以国丈、莘国公窦孝谌为幽州都督而总领军务。
但河北本身经营多年也自有有其一套秩序，贸然作此改变，势必要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协调，这其中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东夷都护府的归属问题。
高宗年间东征高句丽，除了彻底攻灭了高句丽这一东北悍敌之外，也将东北诸夷部进行了一番比较系统的整理，并设置了许多羁縻州府，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东夷都护府。
在窦孝谌外任之前，东夷都护为营州都督兼领。但现在朝廷却将这一官职划给了幽州都督，自然就引起了一系列的人事纠纷。
窦孝谌在入州之后，便上奏朝廷营州都督赵文翙骄横难制、不从管束，甚至不准东夷诸胡前来幽州拜见新任的官长。
对于这一点，皇帝李旦也是烦躁不已。一方面窦孝谌既然已经入州就职，纵有一些人事上的摩擦，那也都是职责之内需要处理，凡有纠纷、动辄上奏朝廷，那朝廷使你何用？
另一方面幽州与营州之间的摩擦，使得幽州作为河北道北部军政中心的地位迟迟不能确立起来，这也直接影响到了朝廷对整个河北道的领掌经略。
营州都督赵文翙，也是久营边务的老臣，一旦贸然撤换，朝廷还没有合适的人选。而且就算撤掉了赵文翙，按照窦孝谌稍遇难题便上报朝廷的作风，也未必就能短时间内完全慑服东胡诸酋。
所以在经过一番权衡后，皇帝才决定将单于都护府大军调往幽州，为窦孝谌壮势，同时也是向诸边胡宣扬朝廷将要重新整顿此边秩序的决心，以强大军势震慑内外悍员。
在做出这一决定的时候，李旦也的确没有把突厥默啜这一因素加以正视。一则默啜大败于河曲，短期内应该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二则幽州本来就是领控北方边务的一个重镇进行经营，单于都护府大军入境之后，可以让这进程加快。
皇帝甚至盘算着，如果幽州方面事务进展顺利，明年便就可以从幽州出兵，发动一场针对漠南突厥势力的扫荡。届时朝廷也从河东道出兵，从南面与东面两个方向进行围剿打击，即便不能全歼突厥，也能将突厥这些亡余势力彻底扫出漠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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