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人的才华有时候跟长相没什么关系。历史上有个文学家叫做左思，写出过一篇令“洛阳纸贵”的文章《三都赋》，时人称之为左思风力。他就丑出了风格，丑出了水平。还有那个写“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的贺铸，据说也是其丑无比，但是人家金刚的外表下，也藏着一颗少女心。
扯远了，外貌歧视是要不得的，民族歧视就更不行了。平安摸着下巴问，“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牛贺！”张总鄙夷的道，“看到他肩上那个褡裢了吗？咱们读书人，谁像那些脚夫似的随身扛着褡裢？牛贺就这么干！这位兄台，你知道他褡裢里放着的是什么吗？”
“什么？”平安好奇。
张宗道，“都是他平日里想出来的好句子。不管在干什么，只要想到了，就立刻写出来装在褡裢里。为这还弄出了什么炭笔，说是用毛笔不便。真是半分文人风骨皆无！最令人叫绝的是，他去参加文会，需要作诗时，便立刻从褡裢里拈出一张字条，敷衍成诗。所以在他们凉州，还有个外号叫‘牛一句’，就是说他的诗里，只有一句可看！”
文会现场作诗，比的其实是捷才。限题、限时、限韵、偶尔还限字，这样的情况下还能写出好诗来，才令人钦佩。牛贺这种方法相当于考试带小抄，难怪这些人看不惯他。而且假如你小抄能抄出水平，也就罢了。偏偏只有那一句是好的，现场想的都不好，那就输得更难看了。
不过平安以前看过，古代不少有名的诗人曾经这么干过。比如“诗鬼”李贺。不过平安觉得，为了写诗呕心沥血的，有时候难免会钻牛角尖，成就往往不会太大。
但是俗话说得好：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世界上毕竟庸才比天才多，有“李白斗酒诗百篇”，就有牛贺这种从细微处积累，功底扎实的人。比不过名垂千古的人，比张宗这些嘲笑他的人，还是比得过的。
而且说句实话，文人里，姿态这么低，肯扎实苦干的人，估计也没有几个了。而且听他的故事，虽然看着老实，但也不乏机灵之处嘛！比如带小抄这事，你们又没规定不让带，而且我也没有提前写好诗，只是随手拈出一句，然后现场作诗，相当于自己给自己更多的限制。这也是他没有被人彻底排斥的原因。
平安越看越觉得这就是自己要找的人啊。
冯玉堂毕竟年轻，对于西边的形势也不是太了解，把他派出去，能有多少用处平安也不知道，所以他一直想在边疆地区发展一些本地人加入皇城司。——虽说那摊子事目前已经不归自己管了，但平安始终觉得应该有始有终。
这个牛贺，就怎么看怎么觉得合适。
然后问题来了：人家好好的一个有前途的文学青年，凭什么要抛弃锦绣前程去边疆苦寒之地做卧底啊？
而且别看皇城司听起来很牛，但毕竟不是进士这样的正经出身，也就只能内部得瑟一下，对那些有机会考科举走仕途的人来说，没有任何诱惑力。
因为考科举出身，别管考试排名多低，只要是二甲进士，最后都有可能封侯拜相，入主中枢。即便是同进士，也就只是拜相那一步走不到，六部尚书都可以期望一下。
虽说绝大部分人都走不到那一步吧，但这不妨碍人家有梦想啊，万一就实现了呢？
平安一边琢磨，一边挤进去听了一会儿牛贺的发言，越听眼睛越亮。他就说为啥张宗他们一口一个蛮夷的叫着，却原来这牛贺正在宣扬各族人民大团结，消除民族歧视，中华儿女一家亲的思想呢！
他认为少数民族也并不全部都是坏人，不能一概而论、赶尽杀绝，而是要区别对待。对于仇视大楚的，当然不能留情，但对于那些仰慕中原文化的，则应该引导、融合，让他们真正成为大楚人，心向朝廷，这样才能彰显我泱泱大国的气度，最终使四夷来服。
很现实也很合理的想法，并没有平安讨厌的那种泱泱大国就应该不分贤愚好坏包容并蓄的念头，而是强调区分对待。但即便是这样，也有人不赞同。跟他争论的路放就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些番民即使一时投降，将来也有可能再次反复。所以绝对不能姑息，而应该斩草除根。
这种极端的想法比应该全部包容更可恶，简直不把人命当命，而且这种做法除了激化边境不同民族之间的仇视情绪之外，并没有任何用处。在古代，人就是生产力，所以人口往往是衡量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强大与否的重要指标。把那些被杀掉的人留下来做点儿什么不好？
牛贺显然做过很多准备工作，并且进行过深入的思考，所以说出来的话有条有理，逻辑分明，相比之下那个路放就是在胡搅蛮缠，一味指责牛贺是个蛮夷，自然会替蛮夷说话，几乎上升到人身攻击了。难怪周围那么多人支持牛贺，两个人的理论简直立辨高下。
又过了一会儿，两人终于不欢而散，平安这才追上了牛贺，在僻静处把人拦了下来，也不客套，开门见山的问，“我方才听见兄台高见了，令人耳目一新。兄台这次来参加文会，就是希望能推广自己的想法，让朝廷采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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