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章粗略看了看张希孟的提议之后，就已经是心里有数。
岂止是完美，简直是无懈可击。
“方才你们反对新的盐法，觉得不够稳妥。无非是觉得交给一个长芦盐场，国计民生，系于一人，不够合适。大明盐政，一要便民，二要安全，三还要价格适当，确保盐税。”
老朱笑呵呵道：“你们都瞧瞧吧，以张相的设想，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首先，废掉绵延几百年的灶户，拆掉盐运使衙门，废掉盐丁……大家伙想想，光是这些举动，就能节约多少开支？只怕拿出其中很少一部分，就足以替常平仓采买足够的食盐了。”
在场众位高官，都是算账好手，尤其是一个盐法讨论了这么长时间，谁还不明白怎么回事？
历代以来，都有盐铁专卖。
而盐铁专卖也不是说一句民间不许，就能管用的。
实际上为了食盐转卖，双方可谓是斗智斗勇，民间一直有私盐贩子的存在，张士诚就是其中的典型。
朝廷为了确保盐税，必须设立盐运使衙门，管理盐场，又要安排盐丁，严查私盐，一旦发现，掉脑袋都是轻的。
只是作为民生必需品，食盐的利润太大了。有利可图的生意，哪怕掉脑袋也有人前赴后继，层出不穷。
所以历代王朝都在盐法上面用尽了心思，除了增加官吏盐丁，制定严密的法令规矩，还要和商人合作，从生产到运输，再到销售。
层层叠叠，不留任何漏洞。
比如元朝盐商，想要贩卖食盐，首先要到户部开盐引，而后持引纸到盐场，盐官检验相符，于引背批写某商于某年某月某日某场支盐出场，即可将盐运到行盐地区售卖。
盐场盐袋由官监制，按每引额重四百斤装为二袋，均平斤重，不得短少或超过。并在盐袋上书名编号以防伪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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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商人运盐至卖盐地区，必须先行呈报，由运司发给运单，盖印后写明字号、引数、商号和指定销盐县份。沿途关津，依例查验，验引截角。每引一张，运盐一次，盐已卖尽，限五日内赴所在地方官缴引，违限不缴，同私盐罪。
很显然，这么一套繁杂的程序，就是为了杜绝私盐，保证盐税。
但凡事经常会事与愿违。
将盐法定的这么严密，各个衙门都能插手，从户部，到盐场，再到沿途官吏，还有销售区的衙门，谁都要伸手，谁都想发财。
盐商没有通天的本事，想把食盐顺利运到销售区都是不可能的。
没有办法，只能经手三分肥，谁都分一点，雨露均沾。
结果就是老百姓承受高昂的盐价，一斤几十文，在宋、金、元三代，甚至有愈演愈烈的态势。
从某种程度上讲，大宋也靠着留下来的烂摊子，坑了两个仇人，金和元都学宋朝，结果都是胡虏无百年国运的凄凉死法。
这一波啊，大宋在臭氧层。
官盐价高质次，利润空间巨大，民间不可能不出现私盐，而糟糕的吏治，又让收买官员，变得非常容易。
等到几乎所有官员都被拉下水，整个盐法就是一笔烂账了。
谁也说不清楚怎么回事，谁都在里面发财。
这一点在大明或许会好一点，为什么说或许呢？毕竟朱元章刚刚创业的时候，手下地盘并不产盐，而是需要靠着商人，从外采购，以粮食换盐。
一直到立国之后，还大致承袭了原来的盐法。
安排合适官吏，严厉整顿，预防弊端……种种手段下去，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甚至有不少大明的新官，已经把手伸到了盐法之中，他们如何发财还不好说，但是从杨宪和胡惟庸都站出来，阻挠盐法，李善长忧心忡忡，就看得出来，这破事的水太深了。
弄清楚了这些，再看张希孟的新盐法，高明之处就一目了然了。
首先，张希孟要求把盐价降下来，哪怕不像张士诚想的那样，降到五文，七文，只要能保持十文以下，私盐至少会减少九成！
没有办法，运输食盐也要花成本，还要躲避官府稽查，又要打通关键，想办法出售……十文差不多是个盈亏线。
只有高于十文，甚至到二三十文往上，私盐才有足够的利润空间，给私盐贩子铤而走险的勇气。
换句话说，一招降价，就把困扰千年的私盐泛滥问题解决了。
其次，盐价下来了，把食盐纳入常平仓，由朝廷采购一批食盐，囤积起来，也就变得划算了。
利用常平仓调节粮价，这是古已有之的，体系运行十分成熟，加上食盐一项，耗费有限，增加不了多少成本。
你们不是担心长芦盐场会做大？
这问题也解决了，只要朝廷存了一年半载的食盐，即便长芦盐场有了差错，大可以重新筹建其他的盐场，丝毫不用担心。
至于最关键的盐税问题，就更加方便了。
没有私盐干扰，没有了乱七八糟的插手，长芦盐场出了多少盐，交多少盐税。盐商买了多少盐，出售多少，差价如何，该怎么交税。常平仓又囤积了多少，买卖之间，产生了多少税赋……全都一目了然，虽然做不到弊端尽去，也能胜过原来千倍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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