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报考的是律师，本应该安排到法律顾问处。但县司法局法制股正好缺人，就留在了局机关。法制股眼下就我一个人，既当股长，又当办事员。工作任务主要是编辑司法局主办的内部刊物，负责全县的法制宣传。”汤正源不无炫耀地侃侃而谈，又提醒王加根，“你也可以给我们投稿呢！我们付稿费的。”
到了孝天县第一小学，进入一间低矮的平房，王加根见到了体态丰腴的刘老师和胖墩墩的小晶晶。
饭菜已经上桌。
简单地寒暄了几句，大家就围坐就餐。看到王加根带来的一瓶人参酒，汤正源吩咐老婆拿来两个酒杯，师生二人开始对饮。
三杯酒下肚，汤正源的话就多了起来。他情绪亢奋，满面红光，春风得意溢于言表。他说，自己能有今天，得感谢孝天县师范学校的领导张雨桓。如果不是张雨桓排挤他，把他赶出县师范学校，他可能仍然在五里棚山上唱“园丁之歌”，还不知要在那座破庙里吃多少年的粉笔灰。
“一个人的潜能往往能在最困难的时候迸发出来，这就叫置死地而后生。”汤正源如同哲学家一样地总结道，“记得我离开师范时就说过，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你说我现在是不是因祸得了福？”
王加根不置可否地笑了笑，点点头。
酒足饭饱之后，王加根起身告辞，说明天还要上班，今天必须赶回花园镇。
汤正源没有挽留，笑着起身为他送行，并嘱咐他别忘了给《法制宣传》投稿。
王加根走出县一小，准备乘公交车前往孝天火车站。路过地区汽车站时，他突然萌发了去方湾中学的念头，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
孝天城离方湾公社仅十几公里，坐汽车只需要半个小时。他完全可以先到方湾中学，与方红梅一起呆上几个钟头，然后前往肖港火车站，坐晚上的慢车回花园镇。这样也耽误不了明天上班。
去不去方湾中学呢？他开始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去吧！已经二十多天没与红梅见面了。她肯定和我一样，被思念折磨得不行。近在尺咫，为什么不去了却这二十多天的相思债？一个王加根这样说。
马上又有一个王加根提出反对意见：你有没有一点儿自制力？说话还算不算数啊？还有几天就是“五一”假期，你未必连这几天就等不得？讲好了这个周末不去的，你贸然前往，就不怕方红梅笑话？万一她也外出了呢？如果她不在方湾中学，你去了不是要扑个空？
最后提出的那个假设条件，起了决定性作用。
王加根不再三心二意了，坚定不移地走向后湖边的公交汽车站。
事实上，他的这种选择是错误的。
此时此刻，他的心上人正在方湾中学望眼欲穿地盼着他去。
或许是因为已经养成了每周见面的习惯，形成了周末相会的动力定型，方红梅觉得，她与王加根分开的极限也就是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之后的每一天，都感觉度日如年。连续三个星期思念的煎熬，已经把她折磨得形容枯槁，整个人瘦得变了形。
周一到周六上午的上班时间，她用近似于疯狂的工作来麻痹自己。尽可能把教案写详细一些，把作业布置多一些，把作文改认真一些。每一节自习课，她都会守在教室里。凡是其他老师因病因事请假，或者因为其他乱七八糟的原因不能上课，她都欣然用语文课顶替，而且不计报酬。
八小时之外，她收听英语广播讲座，看文学书，坚持写日记。灵感来了，还会写篇把文章。只是她从来没有投过稿。对文学的爱好，也没有王加根那么痴迷和执着。如果看不进书，又写不出文章，她就会用运动打发时间。跑步，做广播体操，打乒乓球，打羽毛球，打篮球。早晨和傍晚，她都会离开宿舍，走向户外。
最难熬的还是漫漫长夜。
天黑之后，她就如同一个精神病人，变得疯疯颠颠。有时去办公室晚办公，有时去会议室看电视，多数时候又没有办公或者看电视的心情。回到宿舍，在床上躺一会儿又坐起来，看看书又重新躺下，电灯关了又开，开了又关，无数次时亮时灭。闭上眼睛，满脑子想的都是王加根。两人相爱一年多的点点滴滴，每一个场景和片段，都如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重现。
她时而哭，时而笑，时而悲，时而喜，眼泪总如涓涓细流在腮颊子上流淌。肝肠寸断，有时实在是想得没办法，她就翻出王加根的来信和情书，细细地品读，或者捧着王加根的照片，凝视好半天。
“根，你看着我的眼睛，说话呀！我听着。根，快说呀，喊我一声梅啊！根，你听见我在叫你么？我什么都可以不要。工作、家庭、事业、理想、父母、兄弟姐妹、亲戚六眷……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不要，但就是不能没有你，根。我只要你！”她就这样对着照片与王加根交谈，自言自语。
不知不觉中，总算睡着了。王加根又出现在了她的梦境里，甚至就躺在她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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