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从裴松之的分析来看，官渡之战的所谓以少胜多是注了水的，而且水分还很大。
我们来看一下战争过程和裴注。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十二月，曹、袁二人相持于官渡。五年八月，袁绍将大营稍稍往前作了推进，并依沙丘扎寨，东西军营长达数十里。
曹操也将阵营分列，与袁军针锋相对，不过，在试探性的交手中，曹军失利。尤其对曹操不利的是，当时曹军还不到一万人，受伤的还占了二、三成。
（建安五年）八月，绍连营稍前，依沙塠为屯，东西数十里。公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
看到这里，裴松之不愿意了，连续发出灵魂追问，对本纪的记载表示了严重质疑。
首先，裴松之认为，曹操起兵的时候，原始资本就有五千，之后虽然不能说是百战百胜，但负的比例只占十分之二三。
况且在大破黄巾军后，他又一次性收编降卒三十多万，这还不算从其他地方受降的人数。如此一来，即便是每次打仗都有损耗，也不可能出现兵不满万的情况。
臣松之以为魏武初起兵，已有众五千，自后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黄巾，受降卒三十馀万，馀所吞并，不可悉纪；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
其次，结营对峙，和面对面冲锋不一样。按照本纪所载，袁绍十万多大军，结营东西达数十里长。曹操他就是再有办法，也不可能用八千人结成和袁绍一样长的大营。所以，曹操的人即使比袁绍少一些，但也不少到哪里去。
夫结营相守，异於摧锋决战。本纪云：“绍众十馀万，屯营东西数十里。“魏太祖虽机变无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数千之兵，而得逾时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窃谓不然。绍为屯数十里，公能分营与相当，此兵不得甚少，一也。
世语曰：绍步卒五万，骑八千。孙盛评曰：案魏武谓崔琰曰“昨案贵州户籍，可得三十万众“。由此推之，但冀州胜兵已如此，况兼幽、并及青州乎？绍之大举，必悉师而起，十万近之矣。
再次，《孙子兵法》说“十则围之”，如果袁绍有这么多人，早就把曹操围得跟铁桶一样了。而事实上曹操不仅没有被围，还有余力派出徐晃劫其粮车，他自己也带着若干人去袭击了袁绍粮草所在地乌巢，出入无碍，袁绍没有任何办法阻止。
绍若有十倍之众，理应当悉力围守，使出入断绝，而公使徐晃等击其运车，公又自出击淳于琼等，扬旌往还，曾无抵阂，明绍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
第四，曹操取胜后，很多记载说坑杀了七、八万袁军。这一点更不可思议：这七八万人如果四散奔逃的话，曹操仅凭八千人能制止得了？而能让步这些人乖乖地引颈受戮，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诸书皆云公坑绍众八万，或云七万。夫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缚，而绍之大众皆拱手就戮，何缘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
第五，按照《钟繇传》所记，在曹操和袁绍官渡相持的时候，司隶校尉钟繇曾支援前线两千匹战马。而曹操的本纪和《魏晋世语》则说当时曹操只有可怜的六百匹战马，那么，钟繇送来的马哪去了？
按《锺繇传》云：“公与绍相持，繇为司隶，送马二千馀匹以给军。“本纪及世语并云公时有骑六百馀匹，繇马为安在哉？
所以，裴松之最后给出了结论，说负责记述这件事的人为了宣传效果，才故意夸大了双方的力量对比。
将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因李傕、郭泛内讧，长安大乱，汉献帝刘协趁乱逃往洛阳。在曹阳准备北渡黄河的时候，太史令王立前来阻止，理由是天象不允许。
不仅如此，他还通过天象对宗正刘艾和汉献帝分析说，从去年春天开始，金星（太白）向中央运行，在斗、牛二宿间与土星（镇星）相犯，然后过天津至于天关。
火星（荧惑）则从南方逆行至天关，与金星在天关区相会。金、火相遇，从天象来说是要发生朝代鼎革的先兆，汉祚将终，代之而起的是曹氏建立的魏朝。
张璠《汉纪》曰：初，天子败於曹阳，欲浮河东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镇星於牛斗，过天津，荧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
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将自轵关东出。立又谓宗正刘艾曰：”前太白守天关，与荧惑会；金火交会，革命之象也。汉祚终矣，晋、魏必有兴者。”
立后数言于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汉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
曹操听说后，倒是没有把这位王立怎么样，只是派人告诉他说，我知道你是忠于朝廷的，只是天机深远，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以后少说这一类的话。
公闻之，使人语立曰：”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勿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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