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德民就职于华光照相馆，老板姓赵。
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之后，大批西方洋人、传教士携带问世不久的照相机进入大上海，也催生了为数不多的几家相馆诞生。
当时在上海照相是种奢侈之事。光顾者大多为达官显贵或商人们，据记载，当时一张全身照片需一、二元大洋，不是百姓光顾的地方。
南京这些地方是后来传过来的，虽然照相馆的数量越来越多，但照相的价格还是没有发生实质性的下降。
民国十七年，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南北统一，迁都到了南京。
原本在上海一家照相馆当雇员的赵老板，照相技术的日益精湛，他敏锐地发现了南京首都“权贵”们对照相的需求，二人萌生离开上海，回到江苏南京开一家相馆。
但资金成了拦路虎，在举棋不定中赵老板认识了一个自称来自青岛的商人朱老板，此人提出出钱购买照相设备、找场地租房子，赵老板就负责照相技术，共同开一家照相馆。
两人一拍即合，赵老板自然不想着全靠技术入股，便卖掉了老家无锡的一部分产业，才顺利从香港购回了照相器材和暗房设备。
在选址的问题上，朱老板提议要去权贵比较集中的地方，这样能够迅速打起名气。
赵老板自然满口答应，他对自己的技术还是有着绝对的自信的。
于是，照相馆于民国十八年在南京碑亭巷开业了。
照相馆就在总统府附近，相馆开业后，很快就开始了宣传，附近的人们都知道照相馆的师傅是从大上海来的，而且还给一些高官及其家属拍了不少照片，生意特别好。
朱老板也是个敞亮人，几乎从来不插手照相馆的经营管理，只是在每年年初的时候收取分工，赵老板对这个合伙人十分尊敬，是以账目做的十分细致，就是为了便于朱老板审查。
在外人眼里，这个相馆有点类似“官办”照相馆，吃香的、喝辣的，其实个中的苦衷只有赵老板心里清楚。
民国二十四年，赵老板奉命带着一个徒弟去位于湖南路的党部拍摄会议照，这个会议很重要，进入会场之前特务便进行了搜身。
会议结束前，赵老板把相机在会议室门厅前早已架好，散会后，与会的委员们都站好，却一直不见老头子的身影。
原来，此时正在二楼的蒋介右透过窗子，见楼下警卫、记者一大堆人，秩序比较乱，就借口身体不适，不参加大家的合影了。
这样，“二号人物”王填海就站在了正中的位置。
正当赵老板聚精会神按动快门，镁光灯刚一闪过，突然从身边记者队伍中冲出一个青年人，拔出手枪，向王填海连续开了数枪。
王填海一下倒在地上，顿时，现场一片大乱，人们纷纷逃离。
事后老头子下令展开调查，而在场的赵老板也未逃脱嫌疑，被特务处扣留接受调查。
事情后来很快查明，原来，这次枪杀是由上海暗杀大王王帮主精心组织策划的，老头子的消极抗日引起不少爱国人士的不满，他们委托王帮主行剌老头子。
刺客伪装记者混入现场，见老头子没到，于是他就改为行刺王填海。
经过几天的严格审问后，惊魂未定的赵老板才回到家。
从此之后，赵老板对这些拍摄工作便再也没有了兴趣。
之后，朱老板向赵老板推荐了一个年轻的照相师傅，就是崔德民。
经过一番考究，赵老板认为这个崔德民的技术不赖，再加上朱老板的面子，便将其录用。
而崔德民也没有让他失望，除了一些军政要员的照片还需要赵老板亲自上手之外，其余的几乎都交给了崔德民。
崔德民在住处还搞了一个暗房，这更加让赵老板认为他是个好学、肯钻研的年轻人，甚至有意将自己的内侄女介绍给崔德民。
崔德民当然不会告诉他，这完全是为了情报方面的需要。
崔德民将照片仔细收好后，走出暗室，重新回到那蒸笼般的房间。
他从贴身的口袋里慎重地取出一张照片，那是一张已经略显陈旧的黑白照片，边缘有些磨损。
照片上，一个年轻女人的身影静静地伫立着，虽然拍摄得并不十分清晰，只能勉强看到五官的轮廓，但那双含笑的眼眸却透露出别样的温柔。
尽管无法准确分辨出她的相貌，但崔德民知道，这是他内心深处最珍贵的记忆。
他轻轻摩挲着照片上女人的脸庞，仿佛在抚摸着她的真实肌肤，感受着那份遥远的温柔。
他的手指在照片上缓缓移动，仿佛在描绘着她的轮廓，一遍又一遍。
突然，他轻轻将照片放在嘴边，深情地亲吻。
那一刻，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泪光。
崔德民喃喃道：“隐患消除了，你也应该回来了吧？”
话语中透露出无尽的期盼与淡淡的忧伤。他仿佛在与照片中的女人对话，又似在自言自语。
他下意识地抬起手腕，似乎是想通过查看时间来平复激动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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