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亦笑，“聪明，总结得很到位。”
吴宗麟忍不住翻白眼，其他人都笑起来。
苏亦说，“其实在梁先生看来，民族学也不完全等同于‘文化人类学’，但两者的区别，他也没有机会发文章论述，这是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的。”
“具体啥情况？都跟我们讲一讲。”沈明问。
白槿问，“这些跟梁先生不用考古学的名义招研究生有关系吗？”
周雅琴也说，“对啊，苏亦这里面有什么关系，我们都被你说糊涂了。”
苏亦解释，“关系很大，我简单跟你们分析一下。一般来说，按照西方学术分类，人类学可以分为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以及体质人类学几大类。前两者，跟民族学密切相关，所以国内的人类学学者基本上都搞民族学，比如之前咱们提及杨志成先生，就获得巴黎大学民族学博士，回来负责中大人类学部的工作。早期的蔡元培、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志等人都是去西方留学，因此，都全面掌握了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最前沿的理论和方法。受到他们一帮人的影响，民国时期的高校都是按照他们的方法来的，不管搞民族学、人类学还是社会学都是这套方法，结果，建国以后就行不通了。”
吴宗麟问，“为啥行不通？”
沈明说，“意识形态问题啊。”
苏亦点头，“确实如此，民国时期的，就不讲了，太杂乱了，你们知道国内第一个人类学系是厦门大学创办的就行了，而国内‘学－系制’制度，则是1919 年蔡元培在北大正式推行，即以‘系’代替原来的‘门’，同时取消原来‘科’的设置，并将性质相近的系合并成‘组’。反正，咱们现在喊的民族学，人类学系，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这些都是题外话。我比较了解民族学，就以民族学的学科发展为蓝本，你们分析建国以后，为啥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会消亡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重头戏来了，屏声敛息，认真倾听。
苏亦见状，“不用这么正式，随意聊一聊。”
等大家放松下来，他继续。
“1949至1964年，中国民族学界经历了两场大规模的冲击，第一场冲击是大规模的学科改造，第二场则是全面参与全国民族大调查并创造辉煌。”
“苏亦，这么说，太抽象了，要不你具体点？”
“行，我具体吧，民国时期，经过咱们国内的众多学者的努力，已经在世界学术界形成一定的影响力，也进行了本土化，开始形成中国民族学，所谓的改造是指中国民族学界全面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学’，同时全盘接受民族学学科的苏联模式和苏维埃民族学派的观点，同时，民族学由于在政府主持的史无前例的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发挥了中坚作用，积累了大量民族志资料而创造了学科史上的一段辉煌。”
“大家都听说过咱们建国以后，全盘接受苏联模式，然而，苏联当时是模式，估计大家都不清楚吧。”
确实不清楚，大家都在摇头。
“其他方面，咱们不涉及啊，仅限于教育领域。在苏联，社会学已于30年代被作为资产阶级学科撤销，人类学仅保存了体质人类学部分，本质上也没有人类学了，因为人类体质就属于生物学领域。至于文化人类学则与社会学同时被撤销。建国以后，咱们国内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也是同等命运，直接被撤销，体质人类学则存在于科学院的古生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完全脱离了社会科学领域。嗯，就是咱们考古界的大牛裴文中以及贾兰坡两位先生所在的古脊所的前身。”
“至于民族学，则以苏联的学科分类为样本，作为历史学的一部分得以保留。结果，也没保存几年，52年的全国院系大调整，所有的民族学系都被撤销，民族学的教师队伍被压缩，民族学专业也不再招收本科学生，这也是为什么梁先生他们会被并入历史系的原因，当然，这也不是最惨的。”
“啥？还有最惨的？”
苏亦的话，把大家都整不会了。
苏亦点头，“因为民国时期，学科边界比较模糊，因此，在院系调整时部分社会学家没有被改行发派到其他领域。如，原清华社会学系主任潘光旦、原燕大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原清华人类学系主任吴泽霖、原中大人类学系主任杨成志，在其所在系被撤销后，都被调到了中央民院研究部从事民族学的研究工作。”
“上面提及的几位先生是权威，并不局限于他们，基本上全国各大高校，跟人类学、社会学相关的学者，都抽调到中央民院的研究部。于是，这里就成了民族学、社会学最后的大本营，大牛一大堆，除了上面提及的几位，还有费孝通、林耀华两位先生，剩余的人，估计你们没听说过，我就不说了。”
说到这，众人不解，“苏亦，这也不算最惨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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