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宗是传统儒家人，对于商贾天生就有反感，所以在谋划整个辽东的时候，难免就会忽略这方面的因素。
实际情况就是东港在短时间内迅速繁荣起来，后金、蒙古人、朝鲜人以及大明商人很快就开始在东港进行起了多方贸易。
山东、天津等地的商人也借由海路直接出发东港，而不是像原来那样选择去旅顺或者干脆没办法介入辽东贸易。
这里其实就有一个一直被忽略的问题存在，那就是在唐人出现之前，镇江（丹东附近）、旅顺这两个地方也是辽东海贸的集散地。
只是没有唐人的武装保护之前，这里要么是大明的官员在掌控，要么就是被后金掌控，缺少一个第三方来公正市场，这就导致能来这两个地方做生意的人只能是与二者有着密切关系的大商人。
大商人固然能一次性运输很多商品，但大商人的数量不够多，贸易品类比较单一，加上明朝方面多少会有些管控或者盘剥，这条海路其实一直都没能繁荣起来。
有了唐人之后就完全不同了，不说唐人会给那些招募的流民开工资，让这些原本就一无所有的流民有了相对稳定的收入，间接的带动起了底层消费。
就是唐人与后金之间在沈阳城下的战斗，双方‘可能’存在密约，以及双方之间直接开放通商的态度，都能看出这里就是唐人习惯玩的所谓自由贸易港。
这个套路直白又实用，对于大明的商人来说，只要给唐人缴税，唐人就用他们的信用来担保商人们在东港的安全，甚至一些贸易规则也能确保买卖双方得到一个公平交易的机会。
其次就是这么做对于大明商人来说还减少了‘通敌’的风险，至少大唐与大明之间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否定态度，双方现在关系很暧昧，在朝廷正式下文书之前，双方的贸易不会有官员来阻拦。
这一点是任何一方独自开辟贸易航线都无法做到的，大明的地方官一来畏惧唐人海外名声，二来朝中有人帮忙打招呼，能和唐人有关联的都是大士绅家族，关系网遍及整个大明，可不是地方官敢随便招惹的。
孙承宗看出了唐人的重要性，但并不是因为商业，而是觉得唐人作为一方豪强可以帮忙牵制后金。
哪怕他也知道唐人和后金做生意会让后金获取大量战略资源，但相比那些藏在水下的走私渠道，孙承宗更愿意看到唐人这种放在台面上的渠道。
因为只要唐人能把渠道做起来，以唐人的商业能力来看，未来晋商会被打压到不得不转向海运，走唐人港口向辽东输送物资的路子。
时间足够的情况下，这将会慢慢形成后金唯一的对外通道。好处就在于什么时候大明做好了准备，打算和后金进行战略决战的时候，朝廷就可以与唐人谈判，通过官方手段暂时封锁住唐人的这个渠道。
或许这样做的难度会很大，但从孙承宗的角度来说，唐人唯利是图，只要大明肯让利，以唐人的性子大概率会接受大明的‘好意’。
这可比安排宣大边军封禁九边要靠谱的多，大明九边是个什么样子，孙承宗多少是了解一些的。
可以说朝廷敢拿钱去贿赂九边，让他们暂时封禁边关，不许任何物资离境。人家敢一边收钱装样子，一边暗地里增加出关物资数量。
或许这些都是孙承宗的一厢情愿，他自己也清楚其中还有很多问题存在，但这并不妨碍他朝着这个方向思考下去。
也因此他才敢在皇帝面前提及所谓的‘唐国公’方案，要知道大唐开国皇帝李渊可就是唐国公出身，这个国公封号对于自称是唐人后代的台南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的唐人，只要他们还需要盯着大唐后代的名号，他们就不可能放弃接受这个称号。
在孙承宗的计划中，先和唐人谈判，许诺封对方为唐国公并授权开府，这相当于大明公开承认唐人，并且给了他们一个合理的开府理由。
其次就是封地定在大元，然后把东港、旅顺甚至奴儿干都司的大部分区域都封给唐人。要求只有一个，自家封地自家去拿下，大明只给大义名分，可不会给一兵一卒一个铜板。
唐人想稳定与大明的贸易，那就必须接受这份大义名分，到了那个时候是否与建奴开战就已经不重要了。
建奴必然需要防备唐人，唐人也不可能完全不防备建奴，双方之间的嫌隙存在，大明就有了合适的缓冲期。
给予奴儿干都司的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孙承宗希望借唐人的手威慑朝鲜，这个曾经被大明帮助才保全的国家，孙承宗很担心对方会受不了建奴的压力而投降建奴。
回家的路上孙承宗一直在反复盘算着自己的计划，尽管他很清楚这个计划运作起来似乎不是很难，但他更清楚这个计划想要获得应有的效果也没那么容易。
仆人扶着孙承宗走下马车，还没等孙承宗从沉思中清醒，耳边便已经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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