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没有孙汝岳描述的那么轻松，但确实有越来越轻松的感觉。
实验室管理是一门学问，远的有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近的有阿波罗登月计划，未来还有人体基因测序，这些都是需要上万名研究员参与的，合理的安排他们的工作，合理的分配实验设备和实验室是非常困难的。
如40年代的曼哈顿工程，美国人是将所有研究员集中在沙漠里工作的。新建诸多的基建项目，规划实验室，分配实验室等等麻烦重重，那么大的项目，不可能保证每个人都有独立的实验室，那样做的重复浪费太高了，安排不同的研究员的工作的难度也是相当大的。不像是普通的工厂，工人都有相似的属性可以分类，甚至可以相互置换和调派，物理学到了原子水平的研究员的适用面相当狭窄，不能因地制宜的安排工作，往往意味着人才浪费。
阿波罗登月计划已经不再是一个城市里的巨大工程了，它遍及美国和他的盟国，协调工作比组织工作更重要。
人体基因测绘虽然号称是数国参与，但那是出钱的国家数量，实际参与的研究员遍及全球，更有无数的实验室独立参加，复杂程度倍增。
如果说80年代的普通实验室还不需要多少管理经验的话，2000以后的实验室都已经不普通了。
杨锐以前并没有机会做实验室组织或者实验室管理的工作，但他曾经参与过多个实验室间的活动，也参与过药企间的合作。事实上，从1984向后二十年，实验室与实验室，实验室与企业之间的合作，远比独立的情况多。
在克隆钾通道突变基因的项目开始之初，杨锐依旧笨拙，但是，随着项目渐渐开展下去，他也等于接受了高强度的训练。
巨大的压力和现实的要求，令杨锐不断的回忆自己曾经接触过的那些管理者，有空闲的时候，他也会尝试阅读后人撰写的实验室组织方面的文章和书籍。
尽管不像是汪颖那样具有实验天赋，也不像是赵平川那样数学优秀，但在实验室的组织管理方面，杨锐确实是学的极快。
对他来说，只要将实验室里的工作和研究员，看做是补习班的小孩子，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这里的工作确实比补习班里的作业难度高一些，但研究员却比学生要好管理的多。
杨锐不断的做着平衡，不断的学习，渐渐的也就轻松了下来。
论文所需要的拼图，一块块的被完成，实验室的白板上，遗留的问题也越来越少。
在保证进度加快的情况下，杨锐也就不再要求更长的工作时间了。
研究工作毕竟是一种智力活动，虽然大部分时间都在做体力活，但大脑的疲劳是实实在在的，休息的时间多一点，自然能够保证其他时间的精力集中。
胥岸青就没有这样的运气了。
克隆钾通道的突变基因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困难，事实上，只有这么一句话的创意，并不能对过程有任何的帮助。
整个实验过程，都得一点点的试过去，中间做到一半，如果发现此路不通，又得重新开始。
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的参考，没有哪个前人做过类似的工作，但正因为如此，理查德才会不顾脸皮的剽窃杨锐的“创意”，此实验一旦做成，自然会成为后人的标杆，不光能混到为数不少的影响因子，而且是相当不错的职业战绩。
不幸的是，理查德就遇到了“此路不通”的问题。
他们尝试的载体方式在经过半个月的尝试以后，被证明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在科研中也是正常的，面对未知的结果，再好的理论也不能确定一条完全正确的道路，否则也不用做实验了。
所谓实验，自然是会有错误的，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错误是比正确来的多，来的频繁的。
然而，正常的错误对研究员来说，往往意味着更大的压力。
谁都希望有一个开门红，谁都希望一帆风顺，而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积极的应对也是付出更多的努力。
理查德将更多的时间花费在了实验室里，这也意味着，胥岸青和朱家豪两名实习生，要将更多更多的时间用在实验室里。
理查德的博士生康纳斯承担着科研民工和小老板的责任，为了保持思维的活跃，他还有多一点的休息时间，以及不多的空闲，像是胥岸青和朱家豪这样的学生，自然是毫无疑问的实验狗待遇，只要眼睛还能睁开，喝着咖啡也要把苦活累活干完了。
如果说前两周的生活节奏还是胥岸青所能承受的，“此路不通”以后的生活节奏，就开始变的残酷起来。
胥岸青不得不放弃他最幸福的早餐时间，并将午餐改为任意时间的工作餐，他们利用工作时间讨论接下来的实验走向，或者，是决定实验走向的理查德和康纳斯，向其他人布置任务。
短短的几天时间，胥岸青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瘦了下来。
好在实验终于步入正轨，再一次追上进度的时候，小老板康纳斯给胥岸青和朱家豪放了半天的假，让他们不必工作，也不必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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