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对托拜尔斯开出的条件也是很有兴趣。
30万美元的确不多，但怎么说都是美元外汇了。
而且，这笔钱是对杨锐来说不多，不是真的不多。
换算成人民币，怎么也能当百八十万来用了。放给离子通道实验室的任何一名或者几名研究员，都能将之兴奋的半死。
更重要的是，托拜尔斯代表美国能源部放出的这笔钱，给杨锐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
现如今，能从美国人手里拿到经费的外国实验室还是不多的，算上欧洲的实验室也是不多的。而经费这种事儿，它其实是有惯性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者找经费，就像是找工作一样，第一份工作是非常难的，你得拿出太多太多的东西来证明自己，就好像学历、成绩、奖项、证书……
但是，当第一份工作被得到了以后，再要找第二份工作的话，就用不着各种有料无聊的前序证明了，只要证明自己在第一份工作中的成果即可。
对80年代的骄傲美国人来说，一名亚洲人的学历、经验、学术能力都是不重要的，反而是一笔美国资金的注入，会让人更想知道为什么。
若是能有相应的成果的话，再想拿第二笔美元经费就容易的多了。
包括美国能源部，国立基金会或者私人捐助机构都会将曾经得到过美国经费的杨锐，看做是普通而正常的候选人，而非一名不知道怎么回事的亚洲学者。
在学术领域，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
比如有美国留学经历的学者，即使回到了中国，也特别喜欢申请来自美国的经费，或者与美国学者合作。
一方面，相比国内清粥似的学术经费，美国的经费量大管饱，另一方面，美国的经费程序明晰事儿少，然而，这么诱惑人的经费，为什么是有美国留学经历的学者才申请？中国本土学者申请的为什么就那么少？难不成，中国本土学者的水平就一定比美国留学回来的低？
从统计上来说，自然不可能如此。
正确的理由，就是经费的惯性。
对一家美国机构来说，将钱给一个新人，显然是会有各大的风险的，他们更愿意将钱交给熟悉的，至少是其他美国机构熟悉的学者。
这与银行喜欢放贷款给还过贷款的人是一样一样的。
在美国申请过经费的人，回到中国或者去往非洲，一样好申请经费。
没申请过的，您就慢慢熬吧，没啥特殊点的地方，申请书或许连基础筛选都过不去。
有人会高喊，谁都有第一次，你不给我机会——呵呵。
对杨锐来说，第一次从美国人手里拿钱，30万美元的自由资金，要比500万美元的投资性的资金有意义的多。
而这笔钱，他用在离子通道实验室，也比自己用掉更有价值。
高端实验室都是用海量经费养出来的，以杨锐而今的条件，他若是想要在高端实验室里工作是很简单的，包括达尔贝科这样的诺贝尔奖得主中的牛人，都会想方设法的满足杨锐的科研需求，条件会好的惊人。
有很多科学家都是愿意在实验室里纯科研，不操心的。剑桥的卡文迪许实验室里就经常拥有两名甚至三名的诺贝尔奖得主。
但是，想要完全的科研自由和完整的科研成果，就要自己拥有一间高端实验室，就要大量的开源。
依靠自己赚钱养离子通道实验室是不现实的，北大也不见得能接受。而要北大自己养——当然更不现实，就算杨锐拿到了诺贝尔奖提名，以国内80年代的条件，也是养不起世界级的生物基础实验室的。
从国家的角度来说，不管是投资电力还是投资猪肉，都比投资生物基础研究更有用。
吸收世界范围内的资金，是一家顶级实验室必备的属性。
当然，杨锐也要让这笔钱的价值凸显，从而拿到第二笔钱，第三笔钱……
投资-回报的模式是最理想的，只是真正能做到的实验室不多。
花了钱做不出成果来才是常态。
花钱就能出成果？神还有求必应呢。
对杨锐来说，出成果是相对简单一些的，可也不是必然。好在托拜尔斯比他更着急，也不知道通过了哪个部门，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将资金转了过来。
杨锐立即通知北大离子通道实验室诸人，召开电话会议。
说是电话会议，也就是长途电话开免提的操作，许正平等人听说有30万美元的经费，自然是积极的不行，一群人都挤在了会议室里。
“这笔钱我是准备平均分配了。”杨锐第一句话，就将摩拳擦掌的几个人给镇住了。
不等电话另一边传来声音，杨锐继续道：“30万美元虽然是自由资金，但我还是决定全部放进公立实验室，北大离子通道实验室会得到25万美元。另外5万美元，交给西堡中学实验室。”
这下子，还为平均分配而纠结不已的研究员们顿时怨声哀道，电话里更是一片混乱的声音和电流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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