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楼到地面只是一眨眼的事情，远比不上从帝国大厦往下跳还需要八点八秒那么久。
戴茜从意大利飞回来那天，魔都下着小雨，雨不大，密密的、细细的，像有人在天上用一把筛子往下筛面粉，落在地上就化了，看不出痕迹，但走久了衣服会湿。
她穿着一件黑色的风衣，头发散在肩上，脸上没有化妆，不是不想化，是化了也遮不住眼角的青黑和嘴唇的苍白。
她从机场直接去了出租屋，进门的时候没有报蒋南孙，没有说节哀，没有做任何多余的事情，而是走到蒋鹏飞的遗像前，站了一下，微微鞠了一躬，然后转过身，开始处理债务。
戴茜是一个理性到近乎冷酷的女人，她的理性不是天生的，是在生意场在意大利的那些年独自打拼时，一点一点磨出来的。
在那些不讲情面、只看合同法律条文的环境里，她学会了把感情和事情分开。她坐在出租屋的客厅里，面前摊着一沓厚厚的债务清单，每一项都标注了债权人、借款金额、借款时间、约定利息、已还金额和未还本金。
戴茜用笔在每一项后面打勾、打叉、换圈、划线，动作不快不慢，像一个在给试卷打分的老师，不给同情分，不给印象分，只给事实分。
蒋鹏飞虽然死了，他的债务还在，但债务是可以切割的。按照法律规定，继承人只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债务清偿责任。放弃继承，就不需要还钱。
蒋鹏飞有什么遗产？家里的那栋老洋楼已经被卖掉了，还掉了银行的钱之后，只剩下了五十万。
戴茜想的不是怎么还钱，是怎么不还钱。借了钱就要还，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法律不是天经地义的，法律是条文，条文有解释的空间，有执行的边界，有钻过去的缝隙。
她可以帮着蒋南孙母女进行切割，把债务留给蒋鹏飞的遗产，遗产不够，那些债权人就只能认栽。
老太太不能切割，她是蒋鹏飞的母亲，但不是他的配偶，不是他的子女。在法律上没有义务替他还债，把老太太送去养老院，那些债权人找不到蒋南孙母女，又拿老太太没办法，这笔烂账就只能烂在那里。
这就是戴茜的办法，冷血的、理性的、不近人情的，但却是合法的。
这件事情被叶晨知道了，不是听说的，是他从自己的渠道里看到的。股灾之后，蒋鹏飞不是唯一一个倾家荡产的散户，但他是死掉的那个。
叶晨光看到那些数字没有难过，没有内疚，没有“如果我当初没有拒绝他，他会不会借钱炒股”的假设。他心里很清楚，就算自己答应了蒋南孙，帮蒋鹏飞填了那些窟窿，蒋鹏飞也不会收手的。
一个赌徒在赢的时候不会收手，在输的时候也不会收手。赢的时候想赢更多，输的时候想翻本，这是一个死循环，唯一的出口就是输光或者死。
蒋鹏飞输光了，死了。叶晨收割了他的财富，不是直接从他手里收割的，是从市场上，从那些和他一样盲目、一样贪婪、一样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手里收割的。
这就是金融游戏的残酷。他不关心你是谁，不关心你有几个孩子，不关心你是不是刚搬到郊区，不关心你还能不能活下去。
戴茜做事的速度很快，只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就把一切给安排妥当了。老太太被送去了养老院，至于蒋南孙母女则是被她带去了意大利。
养老院在松江，是一栋三层的小楼，外墙刷成浅黄色，院子里种着几棵桂花树，花开得正好，香味浓得发腻。
老太太的房间在一楼，朝南，窗户正对着院子，拉开窗帘就能看到桂花树。房间不大，一张床，一个衣柜，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一个独立的卫生间。
这些日子，朱锁锁只要是一有空闲，就会跑来看老太太。倒不是她和老太太有多深的感情，完全是因为蒋南孙的缘故。
朱锁锁心里很清楚，魔都是蒋南孙的根，蒋母去到意大利，今后大概率是不会回来了，而蒋南孙迟早会回来的。她希望蒋南孙回来的时候，能够找到一个生活的锚点，而老太太这个唯一生活在魔都的亲人，就是她最后的锚点。
债主们是在老太太入住养老院的第三天找上门的，第一个来的是一个中年男人，穿着深蓝色的夹克，黑色的西裤，皮鞋上沾着泥。
他手上拿着一张借条，借条是蒋鹏飞亲笔写的，字迹潦草，但签字和手印都清晰可见，金额是两百三十万，借款日期是去年三月。
朱锁锁甚至还没来得及招呼这位债权人，第二个债主就来了，然后是第三个，第四个。他们的手里都拿着借条，金额从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每一张借条上都有蒋鹏飞的签字和手印，每一张都是真的。
朱锁锁站在那里，看着那些人鱼贯而入，像一条被打开了闸门的河，水流湍急，浪花四溅，她站在河中央，水没过她的膝盖，没过她的腰，没过她的胸口，她感觉自己快要被淹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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