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友康吃了饱饭，力气十足，瞪起自行车就往回赶路。四十多里的崎岖山路需要很长时间，他怕晚了看不清楚道路。
当刚刚闪过蓬州中学门口时，他突然想起来何海云给他的五市斤全国粮票和两块钱还没有用过。他犹犹豫豫地掉头准备返回城里，想着往回买点什么东西。
以前过礼拜天没顾上往回买过东西，这次是放假，又是过年，必须给父母给姊妹们买点什么。
当自行车正横在马路上的时候，西边过来一位骑自行车的女同志，朱友康来不及躲避，这位女同志的自行车正好撞在他自行车的前轮上，朱友康紧紧抓住自行车把手，打了一个趔趄，女同志和自行车一起，则因撞击歪歪斜斜向前走了几米，被摔在路边。
这时朱友康放好自行车，赶紧去前面帮忙扶起女同志和她的自行车。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朱友康重复着道歉的话，顺便帮忙把女同志拉起来，然后又把自行车抽起来，问道：“你摔坏了没有？自行车摔坏了没有？”
“没事的”女同志害羞地低着头腼腆地回答道。她一边说话，一边拍打着身上的尘土。
当女同志拍打完身上的尘土抬起头时，朱友康一下子认出了这个女同志。“哎，你是不是张美珠啊？”
这时女同志怔怔地看了看朱友康，突然想起来了：“奥，想起来了，是你和刘新亮去我们厂子的那个吧？”
“对，对，对！”朱友康为女同志张美珠还能记起自己而高兴。
“你这是去哪了？”朱友康关心地问道。
“刚才到看守所去给他们送了点食品”张美珠回答道。
看着张美珠慢慢倒地，朱友康只是处于礼貌，表示一下关心，几句话说完之后，他开始打量起这位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少女来。
她发现和上次见面不同的是，她没有戴兰花套袖，衣袖上多了一个黑纱布，换了一条海蓝色通裤。
这姑娘脸庞清瘦，精神憔悴，上身穿一件青色小褂，身材显得不是很硬朗，有点风吹飘柳的感觉。眼神里充满了林黛玉似的忧郁和哀伤。朱友康知道，她家里最近肯定有老人去世了。
让人看了她有一种莫名地冲动，莫名地感动。
这种冲动是别样的，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这种感动是一种直觉，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用尽力气来表达，也只能让人心疼她，让人乐于为她付出更多的感觉。
张美珠见朱友康只顾看她，也不说话，就知趣地和朱友康打了招呼，骑上自行车急速赶路去了。
这时朱友康才感觉到自己当时有些失态，有些失礼。
于是，冲着张美珠方向喊道：“路上慢行！路上慢行！”一边说着，一边骑上自行车追去。
他一直看着张美珠骑着自行车进了食品加工厂的大门，这时他才想起自己还要买东西。
买什么呢？他想到家里常年吃粗粮饼子，想到何海云说的那个国营饭店去买点白馍，再去其他地方看看给家人再买些什么。
向东过了西关街，再走五六十米路北就到了这家饭店，这个点正是主食刚出锅的时候，朱友康走到一个方形木牌跟前看了看，上面用粉笔歪歪斜斜地写着食谱。
这里主食有白馍，白糖烧饼，白菜肉馅包子，大葱肉馅包子和烙饼；副食有素炒菜和肉炒菜，汤类主要是鸡蛋汤、炒肉汤和豆腐汤。
朱友康在这里犹豫了一下，肉菜有了，再买几个白馍就更好了。
他想把这五斤粮票都买成白馍，让全家人都吃上一顿，也可以让母亲少做一次玉米面窝窝头或者杂粮饼子。
他觉得自己吃了肉菜和馒头，就应该有兄弟姐妹的。他排行老二，上面一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在弟兄排行中他是老大，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老二，他一直觉得什么事情自己是老大，就应该站在最前面。
他觉得，有自己吃的，就应该有兄弟姐妹吃的。自己吃什么，兄弟姊妹都应该吃什么。甚至他想未来自己有了能力，就要让自己的兄弟姊妹都能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用好的。
这种思想早在幼小时期就已经有了意识，随着年龄增大，认识越来越深刻，他这种责任意识就越来越强烈。以至于现在出现了责任强迫症。
他觉得他已经把姊妹五个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了，他强烈地希望都能过得好，强烈地希望尽快替老人负担起更大的责任，同时更希望老人过得好！
他觉得他们过得不好都是自己的责任，都是自己的无能，他会认为是自己耽误了一家人的幸福生活。他就会躲在黑暗里用拳头打自己的脑袋，用手指掐自己的肌肉。
有时候在梦里因为照顾不好姊妹们喊叫而醒。这种强烈的责任意识和责任担当占据了他思想的全部，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围绕责任担当来进行。
他思考着到底买些什么呢？如果都买成白馍，可以买25个白馍，花五市斤粮票和一块两毛五分钱。剩下七毛五分钱还可以买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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