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友康的创作梦想，在严酷的现实下很难得以实现。
在这些日子里，他经历了人生的各种变故，充分体验到了生活的艰辛，对于人性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现实生活留给了他太多的感悟，也使他对人生的真谛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别说能腾出创作时间了，就连半点创作思考的时间都没有。
面对姐夫的离世，面对绝症对母亲的突然侵袭，面对肾病对张美珠的再次进攻，面对疾病对父亲的摧残折磨，他甚至连半点创作的精力都没有。
张美珠出院以后，他除了上班和照顾美珠，还要回南丘村老家，伺候他的父亲和母亲。
尽管姊妹五人，但是，他跟姊妹们时按照一周一个周期的约定安排的值班。
而他自己的安排是每个周五晚上返回，周六和周日都是他的值班时间。
每周七天，他要主动占有周六日的两天和两个夜晚。遇到节假日他更要主动回家。只要有个空闲，他还会见缝插针跑去看望。
他常常从蓬州饭店里做上可口的饭菜，打好包，带回老家给老人享用。
他还要操心外甥上学的事宜，不仅要资助生活费用，还要在外甥成长的路上多指导，多提醒。
令人不巧的是，这时候偏偏又遇上了丽丽和友梅怀孕生孩子，这样以来，照顾老人的负担就更重了。
姐夫大友走了，友健在煤矿上班，妹夫梁生和另一妹夫炳良都在外地，能给帮上忙的也就剩下了姐姐友钟和妹妹友莲了。
这样的日子更加紧张起来。
再加上张美珠跟他闹情绪，不仅对他不闻不问不关心，反而对他的攻势更加凶猛，几乎到了严重精神家暴的境界。
还有紧逼债务加身，困得他寸步难行。他几乎到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地步。
日常生活的煎熬，伺候病人的煎熬，来自精神的痛苦，来自失眠的折磨，他有些抑郁了。
他常常魂不守舍，他常常丢三落四，他常常失魂落魄，他常常在大脑里断片——一边说着上句，早已经忘记下一句该怎么说了。
这种困扰和痛苦，一步一步地把他推上绝望的边缘。
无独有偶，就在他最难熬的日子里，学校里又推进了进一步考核改革。
朱振雄最近既没有被罢免，又没有搞突然袭击的查校，而是在风平浪静中推出了一套考核方案。
这份方案对学校全局性全方位的考核，进行了系统设计和安排。
凡是教委系统的全部科室，对校长、副校长、教师及学校教育管理、教育质量等各个方面，都规定了具体的考核内容、考核要求和考核权重。
素质教育又回归到了本该应有的位置。
朱友康不敢怠慢，马不停蹄，积极奋战，组织主要力量，研判推定教委这个文件的核心要义，参考这些核心要义，结合石脑中学的具体情况，制定完善了本单位的和考方案。
学期就要结束了，全县统测考试马上就要到来，朱友康雄心勃勃，信心百倍，他有把握拿到全县最好成绩。
就在他紧锣密鼓抓管理的时候，他接到了友兵打来的电话。
“友康，快快回来，咱姑父不在了。”
友兵急促地说道，显然有些悲痛。
“姑父不在了？姑父不是好好的吗？”
朱友康诧异地问友兵。
“急性心梗，倒在工地上了。”
朱友康心里更加沉重了。
姑父梁鸿信，一生都奉献给了南丘村。南丘村的成长史，就是姑父梁鸿信的奋斗史。
他八岁代表南丘村给日本炮楼送信，替村长和保长应付日本鬼子。
从小跟随父亲建立地方武装，主动联系山区里的八路军进驻南丘村，像小兵张嘎那样为八路军做掩护，给村民站岗放哨。
他13岁参加由地方组织的蓬州县独立大队、民兵基干队和八路军驻蓬州办事处举办的抗日民主高小学校学习。
在土地革命运动中，少年的梁鸿信积极上进，思想进步，踊跃参加乡村的各项集体活动，加入了中国青年团，帮助村民参加互助组。
由于上过抗日学校有文化基础，农民推举他为互助组组长，村民兵教导员，抗勤秘书。
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丘乡人民代表，乡团总支书记，任村民兵政治教员，担任村合作社高级社社长。
随后当选为村支部书记，为南丘村立下了汗马功劳。
1965年是兴修水利工程的伟大创举之年，农业生产增收粮食20万斤，改旱地为水浇地千余亩。
他的成绩得到了县级领导的表彰。
从1963年起连续三年被评为“县级劳模”，出席新州地区劳动模范。
《新州日报》连载了他的英雄事迹。
1963年9月21日，1964年3月3日和1966年3月26日，《新州日报》分别刊登了《抗洪救灾的战斗永雄梁鸿信》、《梁鸿信——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和《战天坝上的英雄事迹》等表扬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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