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同时要把道士造册，各地逐级汇总后交到省督抚老爷手里，在乾隆想来，这是一套相当完美的流程。
看在龙虎山的面子上，乾隆同意正一道士由龙虎山自己发放度牒，当然数量是有限的。这项优惠政策却没有给北方的全真教，想报名参加全真教的人也需要经地方官府批准办手续。由此可见，全真教的地位显然比正一道差了不少。
事实上，乾隆还是想得有点简单了，因为再完美的想法都过不了江湖这一关。这套度牒的管理制度从开始执行的那一天起就被下面人各种操作，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演绎得那叫一个精彩。四年以后，乾隆拿到了一份统计报表，一看吓了一跳，全国共发放了三十多万份度牒，准确数字是份，这和自己预想的千八百的数差距有点忒他娘的大吧，原谅乾隆爆粗口，因为下面人简直是不拿皇帝的命令当回事嘛。
于是乾隆又想了一个办法，决定施行师徒传牒制，也就是说徒弟是没有度牒的，只能等着继承师傅的遗产，政府以后就不再发放新度牒了。
在乾隆想来，这样和尚、道士的数量总不会再增加了吧。这个政策推行下去以后，乾隆很期待自己这个英明的想法到底效果如何，更想知道和尚、道士每年能减少多少，于是就很期待地要求各地督抚及时统计上报。
转眼十几年过去了，经过手下多名高级会计师的统计分析，令乾隆欣慰的是，从数字上看，各地上报的僧、道数量的确是在减少，当然这只是纸面上的数字游戏，实际上是多了还是少了乾隆心里也多少有点数。
后来乾隆也想明白了，政策总归是要手下人去执行的，最难猜的就是人心嘛，所以说有人就有江湖，在处理这个有千百年历史的宗教问题上还是要更谨慎一些，否则就可能给社会带来很大的不安定因素。为了社会的稳定，乾隆最终也转变了思路，决定缓慢推进，首先要保证和尚、道士们老老实实地呆在寺庙宫观里，不要出去四处搞事，其他的来日方长。
等到了乾隆后期，由于国富民安，社会安定，乾隆也就慢慢地不再把和尚、道士的这点小事儿放在心上了，甚至感觉以前过多重视处理那些事情有点过于敏感了。感觉这也是乾隆的一种极度自信的表现，自信这些人不会掀起什么风浪了，就算有什么情况发生了自己也可以谈笑间潇洒应对。
从此，严格的度牒制度也就逐渐废弛了，不过那时候真正有度牒的道士已经很少了，以至于各地官府想找个道士出任道官都找不到人，于是就有人建议补发一些度牒。有赞成的自然就有反对的，反对方说有度牒的道士是少了很多，不过私下里出家的和尚、道士加一起恐怕都有几百万了，那么发多少张才合适？另外就是对于有本事的道士来说，有没有那度牒也没什么大关系，政策坚持下来也不容易，就别改了吧。
乾隆想了想，度牒制度对于宗教管理、限制取得了成功，也完成了使命了，以后就不限制了，谁愿意出家就出家吧。
到嘉庆登基以后，以尊儒重孔为中心的国家各项制度已经成型，不需要有过大的改变。嘉庆也比较稳重，继续沿着重视封建礼教，极力抬高孔子地位的道路砥砺前行，声称自己要以文教治理天下，要以孝治理天下，至于佛教、道教，哪有心思管它们，只要是不闹事，不添麻烦，在民间自己发展就行了。
此后的皇帝基本上就没什么可讲的了，哦对了，道光年间，龙虎山的五十九代天师张钰曾经收到过一封挂号信，信是皇帝派人送来的，张钰心血来潮，感觉不会有什么好事。果然，皇帝敕令说：“停其朝觐，着不准来京”，这意味着龙虎山彻底失去了接近皇权的机会，想要恢复以前的荣耀，难度系数不知道高了多少了。
不算努尔哈赤、皇太极这两位，顺康雍乾嘉这五代皇帝对于道教都谈不上崇信，虽然出于政治目的或者个人的喜好对一些道士有所宠信，但是从本质上说对道教都非常警惕，甚至有很大的偏见，总体上也是以限制和打压为主旋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们对于宗教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道教的生存空间逐渐被压缩，也就不再值得皇帝去关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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