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分数……”越南妹妹眯着眼睛蹲在电脑前面，她猛然回头跟我说：“米兹！你考了全场最高分！！！”
“可能是吧。”我耸耸肩，我不太确定有没有谁的分数比我的分数更高。可能有，不过我的分数和去年邓明山的分数一样高。
我第一时间给邓明山发了信息，告诉他我通过联考的消息。
分明是一条手机信息，我却用非常文绉绉的英语写了一封十分正式的感谢信。感谢他在过去的半年给予我的无私帮助，鼓励，以及人文关怀。
我把感谢信发给邓明山后一直没有收到他的回信。或许是有时差，他正好有别的事要忙。
阮风敏把我拖到餐厅，一群惊慌失措的姑娘全都跟着挤上前说：“米兹！我们都没过！你给我们看看你的笔记，我们只剩最后一次考试机会了！”
我不觉得我那种狗啃的笔记能申请知识产权保护，所以非常大方地把笔记送给她们说：“你们复印一份吧，复印完了以后把原件还给我。”
这回不仅是姑娘，就连各个国家的小伙也挤过来说：“帮我复印一份！我今年也没过！今天谁去复印，我把钱给他！”
我看着他们像是抓到救命稻草一样，端着我的笔记一窝蜂往复印店冲了去！
联考的过关率极低，每年只有20%的人能通过，其他人都会被无情淘汰。
虽然我考过了，而且分数不算低，但是我根本没有劫后余生的幸存敢。我唯一能够感受到的，是战争过后的恐惧与创伤。
我孤零零一个人站在餐厅里，那些认识了三年的兄弟姐妹，或许再过一个月我们将永远说再见。
这是一场战争，一场由头脑风暴组成的战争。我们每个人都想往高地上冲，可结局却是大多数人都会死在半路上。
我感受不到光荣，庆幸，或是喜悦。
我感受到的是残酷，竞争，还有无望。
我走出宿舍门，两个台湾女孩坐在楼梯口哭得撕心裂肺！她们一把抓住我，眼中尽是绝望！“米兹！这个学校就是个诈骗集团！骗我们交天价学费，骗我们把青春浪费在这里！这是诈骗！是赤裸裸的诈骗！！！”
我看着两个哭到倒吸冷气的女孩，她们的家境和我差不多，都是来自中产阶级末端的孩子。她们耗干家里所有积蓄来这里读书，可结局却是面对被淘汰的厄运！
其中一个女孩控诉道：“我承认，我学习差！但是跟我们一起来的那个男生是台湾清华大学的！连清华大学的人都考不过！这肯定是诈骗！是诈骗！！！”
我不知该怎么安慰两个哭得声嘶力竭的女孩，“去年大陆退学的那个男生是上海交大的，这个考试真的太难过了。”
我回过头，看着餐厅门口那张巨大的油轮海报。不知以前有多少人是被那张海报骗来的？亦不知以后又会有多少人冲着那张海报慕名而来。
我想起各种盗墓小说，想起那些九死一生的故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道：“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绞首的危险。”
如果邓明山真的能够成为奥地利神经外科医生，他以后的税前工资最高可达年薪七十万欧元。就算是上缴了一半的税赋，他依旧能够拿到税后四十万欧元的天价回报。
(批注：以2020年为参考，这个数据是真实的。)
这种钱对于月入千万的网红来说算不得什么，对于身价上亿的明星更是不值一提，对于福布斯榜上的商业巨头纯粹是九牛一毛。
但是做自媒体的人不胜枚举，年薪百万的网红能有几个。
混迹文娱圈的俊男美女数不胜数，能被观众记住的又有几个。
下海经商的生意人遍地开花，能够在激流勇进中问鼎江湖的还剩几个。
反过来，做医生的人同样不胜枚举，但每个医生的工资都是一个丰厚的数字。
所以无数中产阶级家庭宁愿砸锅卖铁，宁愿卖田卖地，那些家长也要送孩子来学医。尽管最后学而有成的人，只有20%。
我正一个人站在宿舍门口思考人生，阮风敏突然打电话给我，她的声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米兹，你的笔记上写得什么东西！我们一个人都看不懂！你没有出现精神分裂吧？”
我尴尬地说：“那是我精炼出来的内容，我写得大多都是些公式、参数之类的东西。大概是我写得太乱了，只有我自己能看懂。”
不多时，几个女孩又从复印店回来，然后十分绝望地把笔记还给我。
我自己翻翻笔记，乱得跟天女散花一样。我是故意写成那样的，用我能够看懂的方法，用最少的抽象符号，记录下最庞大的信息。
阮风敏把我拖到没人的地方说：“邓明山的笔记你能不能借我看看。你放心，我不会拿给别人，我也不会告诉邓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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