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论语》中讲过“放于利而行，多怨”的观点。大概意思是说，如果大家行事之前都是利字当头，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会招致很多怨恨，所以你是不会走得很长远的。
老祖宗的话自然是至理名言。
光靠利益，是没办法真的团结所有人。
这句话的诞生本身也基于时代背景。
这一观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国际关系中的利益驱动性，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经是一种过时的应当被抛弃的外交关系理念。首先，帕麦斯顿的观点忽略了国际关系中的相互依存性。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这种相互依存性使得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基于利益的简单计算，而是更多地考虑到了共同利益和长远发展。例如，在应对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全球性挑战时，各国需要携手合作，共同应对，这体现了超越利益关系的合作精神。其次，帕麦斯顿的观点忽略了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历史和情感因素。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不仅仅是利益的交换，更是文化、历史和情感的交流。这些因素对于国家间的关系具有深远的影响。例如，中法两国在二战期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不仅仅基于利益的考量，更是基于两国人民在共同抵抗法西斯侵略中的相互支持。这种友谊超越了时间的流逝，成为两国关系中的宝贵财富。
国与国之间真的只有利益吗？从绝对意义上来说，当然不可能只有利益。举个简单的例子，一国受灾了，其他国家多多少少捐点款，这其中的考量恐怕并不是只有利益。当然，国际声望也可以看作是利益的一部分。不过我们可以只谈比较实际利益。除了这些简单的问题之外，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国家，尤其是民主国家，几乎不可能为另外的国家在利益显着亏损的情况下持续付出。
这句话需要作以说明。
如果该国对另一国的行动，有净收益，这显然是可以做的。如果该国对另一国的行动，是净亏损，但亏损不显着，比如救灾援助，这也是可以做的。如果该国对另一国的行动，是净亏损（此处包含根据机会成本所计算的净亏损），而且亏损显着，这是不可能持续的。唯一违背利益准则的，是中间这种。但是如果考察名誉等软性收益，中间这种，一般也符合利益准则。
好了，那么有朋友会说，人也不是只讲利益的，也是要讲道德、讲理想、讲人性的，为什么国家对外会基本只讲利益呢？因为国家不是一个人。国家是万亿民众所组成的。这种组织所体现出的行为模式，与一个个的人截然不同。我们假定A国具有民选政体，而A国的决策总是代表多数民众的意愿。那么，只有当大多数民众都愿意显着地牺牲自己的利益，来维护远方某个国家的利益时，A国才会违反利益准则。民众愿意这样做吗？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多数国民有意愿做这种事。这是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国民来说，从长期而言自己的利益总是比别人的利益更重要。我们不能否认有一些道德高尚的人士或富豪，愿意长期付出显着利益来增进整个社会的福祉。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国民，都没办法做到这一点。如果真的有一个国家的国民有兴趣这样做事，我们会看到什么情景呢？我们应该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国民在平时就会持续付出显着的财产，来供给各种慈善机构。遗憾的是，我们从未见过这种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本性决定了，A国对外必定是利益优先。它不会为了某种人性、道德、公理而蓄意产生显着的利益净亏损。
当然，从这个分析我们同样可以看出，如果我们假定人们能够接受的利益净亏损的比例上限是一致的，那么越富有的国家，其能够接受的利益净亏损的绝对值就越高。因此越富有的国家，就会显得越高尚。但是，总的规律并没有变化。任何国家都不能接受显着的利益净亏损。
有人说，可国家都是由人来执政的啊。既然人有人性，为什么国家会没有人性呢？这是因为如果当权的政客做了违背国家利益的“人性”的选择，那么他必然会下台。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也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反倒是专制国家更可能无视国民的利益需求而根据道德、人性来行事。当然，即便是最专制的国家，执政者也需要依赖一个执政集团，从没有一个专制国家的执政集团是如此高尚的。他们当然有可能牺牲民众的利益，但他们很难牺牲自己的利益。在民选政体下当然也有可能出现利益集团绑架政治决策的问题，就如同专制国家的执政集团绑架国民一样。但是这种情况下，国家行为仍然遵从的是利益准则（尽管利益变得狭隘了），而并不遵从道德、人性或理想主义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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