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始至终，刘钰一句关于“印度”的词汇都没有提。
提的最多的关于殖民的问题，反而是南大洋的巨大岛屿。
然而，法扎克莱的脑海里，却在思索中，不断地涌出关于印度的词汇。在考虑公司内外交困之下新的增长点时，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刘钰一个字都没提到的印度。
在他潜意识里已经相信了刘钰“官”、“商”思维方式之别的背景下，他把公司的未来，便寄托在了印度上。
关于南大洋的巨大岛屿，东印度公司没有丝毫的兴趣。
也正是因为刘钰孜孜不倦地讲清楚了大顺和英国的区别、政府和公司的区别，法扎克莱就很容易相信刘钰话里话外暗示、教唆、引诱的一些东西。
的确，南大洋的巨大岛屿，或者说地球上唯一的一块“新大陆”，公司没有任何兴趣。
公司是要盈利的。
那破地方无利可图，要之何用？
弗吉尼亚公司，当年在北美，好几次差点破产解散。
最终，是烟草救了弗吉尼亚公司。种植烟草可以销往欧洲，获得利润，公司活了，弗吉尼亚殖民地人口多了。
而南大洋的新大陆，公司要之何用？
就算那里土地肥沃，可赤道无风带、距离太远、完全没有可贸易的文明等等因素，就算能种烟草，也无利可图，更不要说听闻那地方好像也就适合种小麦棉花和养羊。
在人参贸易之前，整个加拿大，都不如一个海地值钱。
同理，在烟草贸易之前，整个北美最肥沃的土地，也没有一个澳门值钱，更不要提爪哇和苏拉威西、班达、安汶了。
但是，对大顺来说，那偏偏就是无价之宝。
没有大量的人口、没有本土文明、却有四季分明的气候、水草肥美的土地。
大顺每年赚那么多钱，既然没有收藏金银的癖好，那么花在哪里最值呢？
政府不是公司。
政府花钱的目的，也不能是盈利为目的。
这就非常容易理解为什么大顺要拿鸦片问题，来索要航海钟、长绒羊之类的东西。
逻辑非常清晰。
非常通顺。
在刘钰讲清楚了政府和公司的区别之后，有些东西的推论也就是顺理成章的。
而这个顺理成章之外，刘钰不断地讲大顺的土地问题、讲东西方的地租问题、讲东西方不同的土地生产方式问题，也就在不断暗示法扎克莱：其实，收税是最赚钱的。
如果，将政府考虑成公司。
那么，每年的盐税、土地税、人头税，这是毛收入。
军队开销、边疆守备、治水、救灾、赈济、官员工资，这是支出。
毛收入减去支出，就是利润。
然而，政府不是公司、公司也不是政府。
所以，公司比政府的利润更高。
因为可以省下边疆守备的开销——在法扎克莱看来，假如英国东印度公司殖民了大顺，所有边疆区都可以扔了，只留下最富庶的省份即可。
可以省下治水、救灾的开销。
可以省下赈济的开销。
这么一算，如果大顺是一家公司，其每年的利润额，如果完全利润最大化的话，完全可以达到几千万两白银的利润。
而且，这个利润又几乎不受市场影响，且不受价格影响。
如果以日本那边征税征到四公六民，即40%的税率。
那么，十万亩土地就能征收大约4万两白银的税作为利润。这是非常高的利润了，也就几个村子的土地。
尤其是刘钰与他讲了一些关于蒙元统治时期的土地税政策、包税制度等等后，这种思路也就更加清晰了。
由以上，可以理性地推断出来，这个利润增长点需要以下特征。
首先，不能是一百年前的北美那样的地方，地广人稀，根本没法收税。
相反，要有足够的人口、成熟的已经存在了税收制度的地方。并且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使得土地税可以征收的足够多。
其次，不能是大顺这样的、完整的、强大的、中央集权还能轻易筹措3000万两白银兴修水利的国家。
相反，必须是中央集权已经崩溃，战斗力很差，地方分散无法集中力量的国家。
再次，不能是中国这样的，动不动就起义的民族。比如当年华人水手暴动反杀西班牙吕宋都督、比如不久前的爪哇糖厂起义、以及比如如今朝廷的开国之路就是一群造反的百姓。
相反，这个族群必须是温顺的、不会剧烈反抗。
用中国的一句古话讲，这叫“按图索骥”。
这种按图索骥式的思考之下，某个地理概念的名称，似乎在法扎克莱的脑袋里冲着他招手，并且说道：“没错！正是在下！”
不但正是在下，而且还是一个让英国东印度公司名副其实的地方。
否则，像是瑞典的东印度公司一样，哪里算是印度公司呢？分明是中国公司嘛。
这种仿佛冥冥中天注定的感觉，更让法扎克莱坚信了自己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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