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维新的总师、帝师、大明太傅、左柱国、宜城侯、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张居正，起初对万历维新呈现出了极其悲观的情绪，高拱、杨博、王崇古、葛守礼、陆树声等人说的很有道理。
自古维新变法，没有一个能落个好下场，而且总是避免不了人亡政息的悲惨结局，这里面的原因错综复杂，难以论说，但从历史经验和教训来看，这些劝他不要搞变法的人，说的是对的。
维新变法分为了自强型变法，衰弱型变法。
自强型变法，就是国朝面对难以解决、并且危及江山社稷的矛盾，救亡图存、起衰振隳的自我救赎，但往往缺少有力继承者，去保证变法的成功，最终导致自强型变法失败。
这一点两宋的新法，尤为明显，皇帝革故鼎新，皇帝一死，太后出面，启用保守派，大宋江山就在这种翻烧饼一样的朝令夕改中，走向了灭亡。
衰弱型变法，其实就是分赃，新的皇帝继任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选择了将列祖列宗的遗泽，进行抢劫式的瓜分，最终完成变法，这种变法通常是可以成功的，因为分好处，大家当然都乐意。
比如仁宣年间的广泛弃地和兴文匽武，但宣宗皇帝到宣德九年，依旧没有放弃海贸，在第七次下西洋时，郑和离世，但宣宗皇帝给郑和找到了继承人王景弘，并且在宣德九年顺利完成了对南洋的出使。
海贸就是钱袋子，有钱你才能依靠自己的经济地位去振武，否则没钱没粮，光喊口号，看起来有些不太行。
可惜，这一切到了正统年间的主少国疑，洪武永乐年间的遗泽，就什么都不剩了。
分赃式衰弱型的变法，其实在孝宗一朝，更加明显。
孝宗时候，连田土、田赋都放弃了，直接把天下田土降低到了400万顷，也就是四亿亩的地步，若是孝宗换到了些什么，比如用田赋的让步换到了开海不再广泛反对，那也算是成功，但孝宗什么都没换到。
自强型、自弱型的变法，总是交替性的出现，呈现出了在矛盾中螺旋上升的特性。
即便是知道必败的结局，张居正还是干了，干了可能会输，但不干一定会死。
一个朝廷，一年岁入五六百万银，所有度支只能做三个月，还把边军、宗俸全都一砍再砍的情况下，再不变法，大明得穷死。
有些人会想，为什么要是我？有些人会想，为什么不能是我？
有些人活着，但已经死了，有些人死了，但永远活着。
朱翊钧坐在驰道的火车上，看着窗外连绵不绝的民舍，心中也是感慨万千，升平蒸汽机的汽笛声，响彻天地之间，惊醒了一群群的麻雀，春暖花开时，这些吃蝗虫的麻雀开始活跃，田野地头之间，有农户甩响了手中的鞭子，驱赶着牛在田野之间耕种。
最开始的时候，格物院的格物博士们，认为麻雀是偷吃谷物的害虫，这也是农夫们的刻板印象，后来经过广泛采样、深入调查，从大明北方多地获得了麻雀幼鸟，对幼鸟进行了解剖，发现了它们的食物，七成是蝗虫，一成是蚜、一成是蛾，剩下一成才是谷物。
这让格物院博士们感到十分的惊奇，原来这小玩意儿，居然这么厉害，一年能生三四窝，一窝能下五六颗蛋，一窝麻雀能吃掉两万多的各种虫子，格物院经过长期观察发现，你给麻雀一把粮，它消灭的害虫能增产五把粮。
最终格物院得到了结论，那就是不用去管它，自然就行，麻雀飞的遍地都是，食物少了自然会饿死，食物多了自然会繁衍，不去干涉，就是最好的干涉。
这就是行之者一，信实而已的重要，你不去深入观察，可能会觉得麻雀在跟人抢粮食。
当然研究麻雀和研究如何给黄土高坡植树造林这两件事，在一些意见篓子们的眼里，就是在浪费国帑，不如停下脚步，等一等大明百姓。
有这个钱，投入到丁亥学制之中，国帑是有钱了，但也不能如此浪费，简直是吃饱了撑的。
这种批评意见，其实不少，朱翊钧从来没回应，格物博士们也懒得搭理他们，博士们理他们一句，他们就赢了。
如果按照贱儒的评分，就会把潘季训等人的付出异化掉。
不把黄河治理好，这条浊龙每甩尾一次，都是生灵涂炭，不种牧草，不巩固水土，就没办法植树造林，没办法恢复黄土高原的植被，束水冲沙法就是治标，种树才是治本。
贱儒根本不把穷民苦力当人看，他们奉行的就是自我之上众生平等，自我之下等级森严，一些个士大夫，甚至不把乡贤缙绅当人看。
火车终于驶入了天津，一路直接抵达了塘沽港，从塘沽到京师的直通车，就是为了方便军需调动。
即便是有结冰期，但入朝抗倭这一战，九成的军需补给，都是海运完成，这也是大明能够完成渡海而击的原因之一，海运技术的发展，为大明彻底消灭倭患提供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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