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鹗的风波，在申时行的介入下，立刻平息，倒不是说申时行多厉害，而是有些话，需要人讲出来。
就是在需要的时候，有人需要踩一脚刹车。
停一停，等一等，这在权力漩涡，是比较少见的，
通常情况下，争斗一旦开始，并且形成了党争，就只有不死不休，直到一方完全胜利，另一方彻底失败，并且死的彻底。
即便如此，斗争依旧不会结束，胜利的一方，会继续分化，继续斗争，直到江山社稷轰然倒塌。
党锢被列为亡国四兆，绝非胡言乱语，亡国四兆，剩下的还有播迁（因为战败不得不逃离京师）、虏入（敌人将坚固的关隘攻破兵临城下），君出（皇帝被俘虏，群龙无首）。
这四个征兆，出现一个，就是亡国的征兆了。
任何政治体系，巫蛊制的传统部落、分封制的封建、郡县帝制、代表议会制度等等，无论何等政治体系里，都需要建立适度的制约和平衡机制，来防止过度决策、权力斗争泛化波及广众、以及暴力冲突，最终导致生产被破坏。
一旦这套制约和平衡机制失效，那么斗争就会向无序方向扩大，最终斗争失控，导致整个社会彻底割裂。
通常情况下，郡县帝制，会通过分权结构、冗长的决策流程、大臣多数同意和多层利益表达渠道，来分散权力的向上集中，来达到阻止决策者一厢情愿、一拍脑门的胡作非为。
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在地方，都存在这样的制约机制。
可是这种制约和平衡机制，造成了程序上的僵化，因为过于复杂的程序，导致决策困难，事情往往要拖很久很久；同样也会造成决策的低效，每个人都有想法，每个人都有主意，吵吵闹闹争执不休。
僵化和低效，只要拖得时间久了，自然不了了之，问题还在，却没人试图解决它了。
万历维新以来，在张居正尊主权一号令的威权、强人政治下，大明的分权结构已经有些失效了，大明朝廷已经换版本了。
如果张居正是个臣子，摄政还名不正言不顺的话，陛下这位掌握了军权的君王，名正言顺了。
这固然解决了僵化和低效，但同样，出现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君臣之间没有了缓冲和冗余，很容易直接冲突起来。
换了版本，换了玩法，申时行的作用就展现了出来，他这个老好人，往中间一杵，把话讲出来，踩住刹车，不让矛盾和冲突激化，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有的时候，皇帝陛下为了大局，委曲求全，有的时候，臣子要为了自己的脑袋，稍微退两步，以求君臣不撕破脸。
这也是历代宰相的职责，在君权和臣权之间，做那个润滑剂。
高启愚是不适合干这个事儿的，他作为独臣，他只能完全迎合上意，而且他讲话过于直白，会让士大夫们恼羞成怒，大臣们也是要面子的。
朱翊钧对申时行是非常满意的，他甚至觉得，不恢复廷议制度，不直接面对大臣，就这样决策也很好，遇到了难事，召集大臣奏对，平素里有个申时行端水折中，决策也是十分高效的。
皇帝陛下拿起了一本奏疏，来自大宗伯沈鲤。
沈鲤作为骨鲠正臣，在奏疏里，讲了一件旧事。
永乐二年，朱棣下定了决心，册立了太子朱高炽，封了朱高煦为汉王，而朱棣给汉王朱高煦的封地，在云南。
朱高煦在册封典礼上，当场表示了不服，看着老爹问：我何罪，斥万里？朱高煦不肯就藩云南，朱棣沉默许久，才回答，尔无罪，允许了朱高煦留在南京。
朱高煦在靖难之战中，有堪称中流砥柱的表现，否则就没有后来的夺嫡之争了。
沈鲤讲这件旧事之后，立刻讲起了潞王朱翊镠的事儿，沈鲤认为，朱翊镠何罪，斥两万里？
从一开始潞王就藩金山国，沈鲤就不赞同，现在木已成舟，沈鲤依旧不赞成，这么做有失亲亲之谊，当然木已成舟，陛下已经力排众议做了这个决策，而且这个地方还是潞王自己选的。
沈鲤的奏疏，也不是说要召回潞王，潞王在金山国吃得开，立得住，而且几次上奏，都表达自己在金山国都挺好，现在准备大兴土木建金山宫。
沈鲤的意思是，既然已经远封，就不能亏待。
按照洪武祖制来，藩王坐镇、卫所驻扎、移民垦荒、填充金山国、基层社学、启蒙教育、王化汉学，这些都要配套，而不是只有藩王坐镇、卫所驻扎这两样。
“啧啧，大宗伯嫌朕对潞王不够好，不给丁口，不给教师爷，不给社学，不给启蒙教育，大宗伯批评的对。”朱翊钧看完了奏疏，下章户部、礼部拟章程来看，迁民填充、基层社学，都要搞起来。
现在的金山国，和洪武年间的北方多地，非常类似。
徐达打到大同府的时候，连个会说汉话的人都找不出来了，汉人不会说话，那还是汉人吗？但这能怪当地汉人数典忘祖吗？大同府作为燕云十六州的云州，丢了四五百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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