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看现场两波人的一些打扮细节，很难认为出自同一个文明。
倒不是说秦人穿得奇奇怪怪，服装上有所差异也是极小。主要体现在晋人与秦人发冠上的不同。
例如说晋人，他们追求“竖冠以正”的特点与中原诸侯一样，也就是发冠会在头顶正中央，哪怕纶巾束发也是追求摆正，并且不会去编什么小辫子。
秦人不一样，他们竖的冠会偏向侧后面，纶巾束发也是侧歪向后，同时后脑勺也会编一些小辫子。
在头发编辫子这种事情，从上古到东汉之前，诸夏文明的女性都极少做，顶多就是玩一玩堕马髻、飞仙髻、半翻髻、垂鬟分肖髻、抛家髻、反绾髻的一些花样。
反观在游牧族群用头发编辫子显得极为正常，把自己的脑袋剃得像是狗啃得不干净变成一种特色。
秦人会用头发编辫子这件事情，说白了就是保留了一些游牧文明的习俗，没有秦穆公拉秦人一把，或许秦人还真的就给游牧化了。
秦穆公怎么拉秦人一把？他在位时期正是晋国大乱的阶段，选择帮助晋文公回国继位，同时看到了秦国东出的可能性，及时拉住秦国这辆往西边狂奔的战车，转为谋求东出。
在那之后，秦国才恢复与中原列国的频繁交流，渐渐捡起了以前抛弃的一些文化习俗。
尽管那样，秦人的发髻依旧跟中原列国或楚国的人不一样，甚至在衣裳款式上有游牧文明的特点，诸如喜欢在衣领、肩上、袖口使用皮草，胸前绣或镶上一些吊絮。
当然了，说得是贵族或官员的服装，普通黎庶有得穿就不错了，哪来那么多的瞎讲究。
“秦人几度欲为蛮夷。”豫让小声地嘀咕了一句，说的就是秦人的发型以及衣服上的特点，不是在批判秦人的一些行为。
智宵正在跟公子昂尬聊，听到豫让的嘀咕，回头看了一眼，低声说道：“不可无礼。”
豫让抱歉地对智宵笑了笑，心里却是想道：“难道不是吗？”
智宵没有读心术，哪里知道豫让在想什么，转头继续跟公子昂尬聊了。
其实晋人的服饰也有做出更改，最为普遍的是体现在手臂袖子和裤管被缩窄，衣袍也是一再缩短，越后面身体躯干的用料越来越少，穿起来显得更为贴身。
如果是传统的贵族服装，不止是要长袖飘飘，衣袍也是往宽大了做，穿的裤子类似于灯笼裤，穿着哪怕不显得松松垮垮，其实稍微动作大一些就会乱了仪容。
因此，穿传统贵族服装的话，走路要端庄，不能做一些激烈的动作。
这么一搞，搞得贵族培养出了一种穿什么服装就该走什么姿势的行为，不能乱动就该保持活动时的身形，后世的人称之为贵族风范，其实就是因为服饰带来的约束。
穿那样的服饰，却是不注重仪表，穿了会比没穿看上去更狼狈。
到了魏晋时期，中原一再沦陷的状态下，士大夫绝望之下会干很多荒唐的行为，通常在嗑药（五石散）会像发了疯一样的狂奔，把穿的衣服弄得乱糟糟，美化之后成为“魏晋风范”的一种，俗称狂放不羁。
本来是因为绝望而瞎胡搞弄出来的狼狈，谁能知道到后面变成了雅事，遭到隋、唐、宋、明的读书人追捧。难道他们是想迫不及待地体会一下魏晋士大夫感受到的绝望？
隋人幸运也不幸，杨坚千辛万苦恢复了汉家江山，到了杨广手上被葬送，起码衣冠与文明到了李唐被保留和延续。
唐人享受了几十年的辉煌，比较苦楚的是朝廷向回人借兵平乱，大半江山遭到一遍又一遍的肆虐，不知道多少人丧命与受辱在“援兵”与乱兵之手，回人带着抢来的物资与李唐朝廷赠送的数万长安城内的女人，唱着歌高高兴兴回去；没有过上几年，李隆基搞出来的幺蛾子被当代人承受下来，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战乱。
宋人？开局就先天不足，欺负孤儿寡母获得江山的赵大被赵二在一夜的“烛光斧影”中死去；赵二抢夺了侄子的江山，为了坐稳江山以正朔朝廷向蛮夷每年进贡，没有底线地收买士大夫，搞出了一再加码的把戏，士大夫必须身兼数职，每一个职位都能领到薪水，弄出了两宋无可解决的“三冗”出来，于是对平民采取“万税”制度的宋朝廷在生于不义和死得憋屈中消失。
明人？一开始其实普通百姓在老朱与朱四治下过得不错，倒是读书人认为自己过着苦日子，百官恨不得老朱与朱四赶紧死翘翘；到了“大胖子”掌权搞改革，开始优待读书人，百姓的日子开始一天不如一天；等待“好圣孙”上位想刹车，发现一搞自己就要被落水而死，心灰意冷只能玩蟋蟀到死；后面的“大明战神”将勋贵一波葬送，朝廷上上下下全被读书人所把控；轮到后面“木匠”只能憋屈地玩手工活，想干点别的，极大可能就是不得好死；又到“动物园管理员”手上，真要动手改革，马上给落水；后面也有子孙想改变再次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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