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南京城的大街小巷，各个人员聚集的场所，都不乏在讨论《启民报》上最新消息的。
经过五年多的发行，现在的启民报发行量已经相当可观，由于是皇家内帑全资控股，又有启民书社做后盾，很快就从最初的净亏损，逐渐转为盈利。
每期发行稳固在两万左右，可别小看这个数字，因为这年头还不像后世的工业化时代，底层老百姓对于这些东西不甚感冒，最多只是闲暇时在路边茶摊旁听人唠叨而已。
真正订阅大户，还是中低层知识分子、吏员、商人等等，虽然到了明代，市民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数量已经相当可观了，但相较于底层百姓，自然还是少数。
而且这年头的人，都比较节俭，一般情况下都是一人，或是几个人定期买一份，随后传阅其他人的。
还有茶肆、酒楼之类，也会定期订阅几份，作为吸引顾客的手段，摆在店里。
甚至有些会雇上个识字的小厮，每天就在大堂里，念各种报刊。
以至于南京城内，早茶听新闻，都快成为一时风尚了。
“计划在光烈十三年中以前，向北方各布政使司，移民四十万户，有关移民方略......”
“五年内，预将新建小学堂一千七百八十所，中学堂一百六十五所......毕业即在读小学以上学生数量应超过一百四十万人，中学以上七万五千人。”
“五年内，朝廷财政收入应较光烈八年，至少上涨五成，军费预算，应由占全部财政支出六成，下降为三成半，民生支出增长两成半。”
“五年内，将以内帑和财政联合出资形式，在应天、顺天、济南等十一地，建立医学堂，至少在光烈十三年中以前，向军、民单位，输出培养医学人才一万三千人。”
“五年内，在全国范围内，健全预备兵役体制，改变各布政使司、府，都司、兵曹职能......在全军展开文教扫盲活动，于光烈十三年十月前，完成全军‘四化’初步建设。”
酒肆里一名十三四岁的半大小厮，拿着个新刊启民报大声念着，正是这几天吵得沸沸扬扬的朝会简要。
他是江宁二小的学生，不过家庭条件不太好，便在休沐放假的时候出来兼职，这年头也没个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十二三岁就出来做工或是下地耕作的大有人在。
大堂里吵吵嚷嚷，大部分都是底层力夫或是脚商之类的市民。
“这‘四化’是甚意思啊？”
一名身着短打的壮年汉子，向身边的同伴问道，他们都是进城务工，做些体力营生的力夫。
身侧年纪稍长的工人解释道
“我听之前认识在城门当差的军爷，说是什么‘政治化，知识化，制度化，精英化’，不知是啥意思，反正大概以后当兵好像还必须得认字才行。”
“认不认字不知道，但听说很多以前当兵的，这会都要被裁了！”
“那岂不是没了营生？这些军汉愿意？”
“诶，人家官府开的条件好啊，又是分田，又是给银子，立了功的，还能在官府那里领差事。”
邻桌喝酒的脚商应和道
“却是如此！我前几日就看到，这南京城巡曹衙门里，多了不少生面，许是军中转来的......”
当然，他们更为关心的倒不是什么军队，而是这份五年规划里的其他内容，比如鼓励私人行社发展的，有关税务调整的，等等。
规划中提到，未来银行将逐渐提供部分抵押信贷服务，倒是算给许多新建行社商人的福音。
而对于这些数量还不算多的新兴工人群体而言，另一个有关制定劳资纠纷法案的信息，更加值得关注。
随着政策开放，工商业繁荣，不少失地佃户干脆涌入城市，在各商业行社、工坊中成为职业工人，而不同于过去那种农闲才做些生计补贴家用的短工。
这大概也是最早的无产阶级群体
事实上过去，从明中期以来，工商繁荣的江南地区，就已经出现类似的城市群体，比如万历年间的书画文学大家陈继儒，就曾在所撰写的“葛将军墓碑”中，记述了我国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资本劳动关系下的工人罢工和武力斗争。
苏州纺织工人领袖葛成，“手执蕉叶扇，一呼而千人响应”，带领起事工人，杀死了劣绅黄建节等人，驱逐税监太监，最后虽然失败，但依旧为当地百姓传颂，祭祀不断，昆曲中《万民安》、《蕉扇记》，均为歌颂此事，苏州士民，称之为“葛将军”。
而光烈三年以来，朝廷的种种政策，更加刺激了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于是乎，这种崭新的，与过去传统观念中大相径庭的生产模式，开始在各个城市中蔓延。
从业于纺织、冶炼等等劳动密集产业的士绅们，惊讶的发现，随着朝廷先后取消调供制度、匠户制度后，直接将资金投入某一商品的扩大生产，远比过去在城乡间搞农副产品转运要赚钱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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