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即使承认充斥史书的荒诞离奇的论点是正确的，承认各民族是受一种所谓观念的模糊力量支配的，历史的主要问题仍没有得到解答，或者，除了以前君王的权力，除了通史家所提出的顾问和其他人的影响，还要加上另一种力量——观念，而观念同群众的关系则有待说明。说拿破仑拥有权力，因此发生了事件，这还可以理解；说拿破仑与别的势力结合，成为事件的原因，这退一步也可以理解；但是一本《民约论》使法国人互相残杀，如果不说明这种力量同那个事件的因果关系，那就无法理解了。
毫无疑问，同时存在的事物之间都存在着联系，因此从人们的智力活动和他们的历史运动中也可以找到某种联系，就像在人类运动和商业、手工业、园艺等任何行业之间可以找到这种联系一样。但是，为什么文化史家认为人类的智力活动是全部历史运动的原因或表现，这就令人难以理解了。史学家的这种结论只能用以下两点来说明：第一，历史是由学者写的，因此他们自然乐于认为，他们那个阶层的活动是全人类运动的基础，就像商人、农民和军人也有同样的情况（只是由于商人和军人不写历史，所以没有形诸文字）；第二，精神活动、教育、文明、文化、观念，这都是些模糊不清的概念，借这种概念就最容易使用意义更不清楚因而可以随意编成理论的文字。
且不说这类历史着作的内在价值（也许它对某个人或某件事有用），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史越来越接近通史，它们认真地详细分析各种宗教、哲学和政治学说，认为它们是事件的原因，例如把1812年远征这样的历史事件说成是权力的产物，说得明白些，是拿破仑意志的产物。文化史家这样说，就不由得自相矛盾，表明他们臆想出来的新力量并不能说明各种历史事件，而他们不承认的那种权力才是理解历史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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