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晚上好，按照党.史教育学习要求，今天讲下发生在本地有关红色故事。申站长热情洋溢开始讲了：
雩阳县最南端的祁禄镇，崇山峻岭，连绵叠嶂，山珍遍布，民风淳朴，大部分村庄掩映在峡谷绿树中，这里曾是中央苏区登贤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登贤县成立于1934年2月，原名赤南县，隶属粤赣省，1934年3月，为纪念被叛徒出卖牺牲在南京雨花台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抗日联军创始人罗登贤更名为登贤县，1934年7月后，该县改属于赣南省管辖。登贤县不仅为保护中央苏区西南“门户”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北上后，成了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苏维埃政府办事处以及留守苏区主力红军坚持最后斗争的主要游击区域，为掩护主力红军长征出发和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为留守苏区的各级党、政、军、群领导机关领导和指挥苏区人民坚持艰苦的游击斗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翻开《红色中华》1934年6月26日出版的第207期第四版历史资料，清晰地记载着：“上海革命工人和劳动群众举行了盛大的纪念周，纪念罗登贤同志，反对国民党法西斯蒂白色恐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出卖中国！我们苏区的革命同志们，应当坚决的走向前线为了完成罗登贤同志的遗志而斗争，粤赣的特别是登贤县的工农群众，更要加倍地动员起来，为了‘登贤县’这个光辉的名字而斗争到底。”当年留守苏区的革命同志就是在这样的伟大号召中临危受命，面对白色恐怖，坚决地留守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他们始终相信自己一定能够也必须当得起“登贤”这个光荣的名字。??这支临危受命的队伍有着一个特殊群体，就是那些女红军游击队员。这个群体到底有多少人，我们无法统计，不过，通过留守中央苏区的项英向长征路上的中央发出的一封电报的内容略知大概。1935年1月27日，《项英关于中央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的电报，详细汇报了当时留守中央苏区的部队人员分布、斗争情绪、武器弹药、地区给养、游击能力、群众斗争等具体情况和面临的严峻形势，请求下一步动作的指示。项英这份综合报告里有一条反映女红军游击队员的信息颠覆了我过去的认知，这样写道：游击部队在数量上有大的扩大，均以女的占多数”。了解这个信息后，决心在被遗忘的历史尘埃中找到一些具体的人物实证，来唤醒人们对她们的致敬与怀想。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祁禄山镇分管旅游的领导刘炳发同志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他当过兵，也是红军后代，在祁禄山镇工作数年，扎根在人民群众当中，采气于祁山禄水之间，红色的基因、军人的阅历以及这块土地“登贤”文化符号的滋养，让他产生了一种“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美好构想，工作状态极佳，情绪极其饱满。他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对这里的历史掌故也如数家珍，他聊到被俘被卖的女红军时，垂涕唏嘘。他的敬诚之心，让我生生想起了让于都人无比自豪的梓山籍新儒学大师蔡仁厚先生在自家祖居门口拟写的一副对联，“厚其德深其根根深德厚，生于道发乎运运发道生”。用心所致，近期，刘炳发同志找到了数名于1935年2、3月间从中央苏区各战场退守到于都县祁禄山罗坑、马岭、赣县牛岭一线突围时被俘的女红军的信息，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与我分享。这些被俘的女红军是怎样在祁禄山生存下来的呢？通过采访了解到：她们生存下来的原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被国民党铲共团绑着卖给当地人做老婆才生存下来的。听故事的女性自然会有女性的敏感，她们一定经历了常人无法想像的苦难。男人的牺牲写进历史的光荣与伟大是必然的，而那些特殊时期的女性的牺牲，可能因为事情的复杂性，或许因为传统、因为偏见、因为曲折，自己和亲人都不愿提及，便从此被人们遗忘。项英的报告提及“游击部队在数量上有大的扩大，均以女的占多数”信息中的女游击队员，有很大一部分是在红军出发长征后、敌人围剿最猖狂最危难的时期加入到革命队伍当中来的。她们临危受命，她们的坚韧和勇敢，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她们的故事，也引发了作为文博人的自己产生强烈的内疚和自责，如果我们更早一些、更深入一些去了解她们，或许能更好地抵近她们的精神世界。今天，即便自己的笔有多么笨拙，也要大胆地书写她们曾经的苦难与辉煌。
她们的勇敢与牺牲首先应与“遵义会议”一起载入史册。1935年2月5日，中央分局在于都县黄麟乡井塘村驻地收到长征路上的中央书记处在“鸡鸣三省”发回的标有“万万火急”字样的电报，要求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中央分局与长征路上的中央失联3个多月以来终于取得了联系。“万万火急”的电报是“遵义会议”胜利召开之后正确战略思想的贯彻，这封电报为困守在中央苏区的军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坚守在中央苏区的陈毅、瞿秋白、贺昌等主要领导同志了解电报的内容后，心中积压数月的块垒已除，虽然与长征路上的中央相隔千里，但他们谙熟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心中的希望之火又旺起来了。正视前途的艰难和曲折，但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他们视死如归。???在组织留守部队分散突围前的几日，中央分局在于都县黄麟乡井塘村组织了一次三天三夜的文艺会演，史称“井塘会演”，这些女红军游击队员也在这个舞台上，用自己最美的歌喉和舞姿，与苏区的干部群众作了最后一次深情的告别。“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多年在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离开“苏维埃”的家，分九路先后从于都南部山区突围......二女游击队员温上秀，后人称她石城婆婆，1918年生。1930年，不到13岁的她便参加了红军。1935年3月4日，她跟随独立6团及赣南省委、省苏机关、中央“工农剧社”演员、《红色中华》报社工作人员等二千余人，从上坪山区出发，往赣粤边三南突围，中午，突围部队在祁禄山的罗坑、金沙与粤敌激战被打散，后在祁禄山安前滩乌石坑被俘，国民党铲共团把她和另外5个女红军押解到上岭岗袁屋祠堂严刑逼供。袁屋祠堂曾是登贤县苏维埃政府机关办公驻地，是工农当家做主议事决策的地方。国民党铲共团特地把她们关押在这里，大肆宣传“红军跑了、红军被消灭了”，企图以此来削弱她们的意志，让她们彻底放弃抵抗和斗争。这些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在红军队伍里学习、战斗了四五年，接受了党的教育，再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柔弱女子，心中还装着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崇高理想，骨头比钢铁还硬。敌人无计可施，又利欲熏心，关了一个星期之后，就计划着把她们卖了。临近的塅水村有一个钟姓地主花了6块银元从铲共团的手里把温上秀买了下来，给本族的光棍钟良仁做老婆。据说钟良仁以烧木炭为生，此后也不知钟良仁烧了多少木炭来还这笔讨老婆的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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