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发生在席间的小小风波，虽然只是今天宏大场面中的一个不和谐插曲，却也折射出基层工作中复杂的人事关系、利益纠葛和不同干部的心态与格局。而这一切，刚刚回到家的刘正茂，暂时还无暇顾及。他和老冯头，才是接下来真正的主角。
按照县宣传部事先敲定的流程，刘正茂将老冯头“接”回家之后，紧接着就是媒体记者的集中采访环节。这是将今天活动的“意义”和“典型事迹”转化为新闻报道、扩大宣传效果的关键一步。
回到刘家，老冯头先被刘圭仁和华潇春夫妇热情地“架”上了楼。在楼上，华潇春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一整套崭新的衣裤鞋袜——蓝色的确良短袖衬衫，黑色的直筒裤，还有一双崭新的解放鞋，甚至还有一顶崭新的草帽。他们帮老冯头从里到外都换上了新行头。俗话说“人靠衣裳马靠鞍”，换上新衣服的老冯头，虽然依旧瘦削，但精神面貌顿时焕然一新，脸上也多了几分红润和光彩，少了之前那副孤苦伶仃的潦倒相。
收拾妥当，副支书何福营就上楼来，恭恭敬敬地将老冯头请了下来。采访地点设在堂屋。堂屋中央，已经摆好了一排桌椅。接受采访的“主角”们——刘正茂、华潇春、刘圭仁作为家庭代表、老冯头作为被赡养对象、张庆有、邓毅华作为社员先进代表、郭明雄作为大队组织代表——在桌子一侧依次坐定。桌子另一侧，则是以省报记者韦湘为首的各级媒体记者，他们手持采访本、录音机，架好了相机，严阵以待。
高岭县宣传部长宇文兰、粮山公社副主任张林等人，则坐在稍远一些的位置旁听、监督。堂屋门口和窗外，挤满了看热闹的社员、知青和干部，大家都想听听这些“大记者”会问些什么，主角们又会怎么回答。
采访正式开始。省报时政记者韦湘作为记者团的“领头羊”，率先提问。她的问题很“正”，也很有“高度”，直接抛给了今天的第一主角刘正茂：
“刘正茂同志，您好。首先祝贺您和老冯同志在今天结下这段感人的‘父子缘’。我们都很想知道，是什么原因，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信念，促使您，作为一名下乡知识青年、大队干部，主动提出要将一位无亲无故的孤寡老人接回自己家中赡养？您的初衷是什么？”
这个问题是提前“安排”好的，刘正茂早有准备。他稍微坐直了身体，面向记者，表情严肃而诚恳，用清晰、标准的普通话回答道：
“记者同志，您好。促使我这样做的原因和信念，其实并不复杂。伟大领袖在1934年撰写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篇光辉着作中，就深刻地指出：‘要深刻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 这教导我们，共产党人、革命干部，必须时刻把群众的冷暖疾苦放在心上。”
他顿了顿，继续流畅地说道：“我作为一名大队干部，虽然年轻，经验不足，但必须时刻牢记领袖的教导，努力将‘关心群众生活’落到实处。冯爹是我们大队的社员，年纪大了，生活上有困难，作为干部，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接他回家一起生活，是我能力范围内，能够想到的、最直接的帮助他的方式。遗憾的是，我现在个人能力还非常有限，只能赡养一位老人。但我相信，假以时日，随着我们樟木大队集体经济的发展，随着我个人能力的提高，如果将来条件允许，我愿意，也有责任，为更多需要帮助的社员群众，做更多力所能及的善事，为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力量！”
这个回答，四平八稳，充满了“时代特色”和“政治正确性”。巧妙地将个人行为拔高到了“落实领袖教导”、“关心群众生活”的政治高度，并且为未来的“持续做好事”留了余地。最重要的是，他引用了“语录”，在“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这无疑是最坚固的“护身符”和最有力的理论依据，为今天整个“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奠定了无可辩驳的“政治正确”基调。在座的县、公社领导听了，都微微颔首，露出满意的神色。
第二个提问的，是高岭县宣传部的通讯员，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她的问题比较温和，指向了家庭支持这个角度，提问对象是华潇春：
“华潇春同志，您好。您儿子刘正茂同志主动接孤寡老人回家赡养，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也需要很大勇气和胸怀的事情。您作为他的母亲，作为这个家庭的家长，当时知道这个想法后，心里是怎么想的？您支持他吗？”
华潇春虽然事先被“培训”过，也背了“台词”，但真被问到，面对这么多话筒和目光，还是有些紧张。她咽了口唾沫，努力回忆着女儿和丈夫教她的话，用带着浓重乡音的普通话，慢慢说道：
“记者同志，我没上过几天学，是个大老粗，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是呢，我懂得一个最朴素的道理，那就是——有来有往，知恩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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