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早在雍正年间，朝廷就已经痛下决心，下令废止这种侵害百姓利益的陋习，并且浙江省府也明确公告各地，严禁“淋尖踢斛”，确保溢出的粮食由农户自行收回。可是，在余杭县这片土地上，那些视律法如无物的官吏们依然故我，坚持着他们的贪婪行径。
面对此种情形，刚正不阿的杨乃武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毅然写下一份控诉状，直指何春芳等一众贪腐官员，将状纸递交给了县令刘锡彤。他哪里料到，何春芳之所以敢如此嚣张跋扈，背后正是有刘锡彤的默许乃至支持，刘锡彤怎会轻易拆自己的台，亲手打破自己建立的利益链呢？
最终，杨乃武不仅未能成功扳倒贪官，反而被何春芳等人反咬一口，诬陷他煽动民众拒交赋税，与官府对抗，并从中渔利。法院宣判杨乃武败诉，他被衙役们轰出了庄严的公堂。
杨乃武对此极度悲愤，那一夜，他挥毫泼墨，书写一副寓意深刻的对联“大清双王法，浙省两抚台”，并将它张贴在县衙门前，这无疑触动了敏感的神经，为他今后的厄运埋下了伏笔。
当沈喻氏为冤屈奔走喊冤，陈竹山又适时透露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桃色传闻，余杭县令刘锡彤不禁心花怒放，觉得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既可以报复曾让自己颜面扫地的杨乃武，又能借此掩饰自身的贪腐行径。一场围绕杨乃武命运的更大风暴，正悄悄酝酿成型。
怀着某种隐秘的兴奋，刘锡彤迅速召集了仵作沈祥以及随从门丁沈彩泉，一行三人匆匆赶往葛家的停尸之所，准备对葛品连的遗体进行细致入微的尸检。
沈祥作为资深仵作，目光犀利地审视着葛品连苍白的脸庞，只见其面色呈现淡淡的青灰，口鼻间渗出些许淡红色液体，身躯上还散布着十几个硕大的疱疹。初步判断，葛品连并非死于常见的砒霜中毒，毕竟那种情况下死者应有七窍流血、皮肤遍布细密疱疹的症状。
诡异的情况出现了，沈祥在使用银针探查尸身喉部时，发现银针触碰之处竟然变为了青黑色，而且颜色无法擦去，这分明是砒霜中毒的一个显着特征。此情此景，让沈祥陷入了困惑与犹豫。
在一旁观察的沈彩泉洞察了沈祥的疑虑，忍不住问道：“葛品连究竟是怎么死的？”沈祥思索片刻，提出了生烟土中毒的可能性，认为这可能是导致葛品连死亡的原因。
然而沈彩泉对此提出了质疑，坚称生烟土中毒通常源于主动吸食，与葛品连的死前状态并不相符，他坚持主张葛品连是砒霜中毒身亡。两人在现场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在这场激烈的争辩中，他们都忽略了极为关键的一点——用于检验尸体内毒物的银针并未经过皂角水清洗，其检测结果的有效性因此大打折扣。
最终，在一团混乱与匆忙中，沈祥做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结论，声称葛品连死于服毒。
目睹这一切的县令刘锡彤，面对这份漏洞百出的仵作报告，却如获至宝，他顺水推舟，借机将矛头指向了杨乃武与毕秀姑，指控他们合谋毒害了葛品连，从而一手策划出了一场震惊朝野、曲折离奇的冤案。
在阴森的大堂之上，小白菜——葛品连之妻，被强行带至公堂受审。她遭受了残酷至极的刑罚，双手十指被拶夹，胸部更是被烧红的铁丝刺透，背部更是承受了滚滚沸水的烫烙（据《申报》记载）。在如此惨无人道的逼供之下，小白菜身心俱疲，终于被迫按照县令刘锡彤的设计，假认自己与杨乃武因不正当关系而谋害了亲夫葛品连。
凭借着这份得来不易的所谓“招供”，刘锡彤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地迅速下令逮捕杨乃武归案。然而，杨乃武身为新晋的举人，按清朝律例本不应遭受刑讯。刘锡彤为达目的，狡猾地上奏杭州知府陈鲁，请求剥夺杨乃武的举人资格，以便合法对其用刑。按规定，此事还需层层上报，由陈鲁转报浙江巡抚杨昌濬，再由杨昌濬递交给清廷御批。然而，在同治皇帝的批复还未下达之前，急不可耐的刘锡彤已迫不及待地对杨乃武实施了严刑拷问。
面对这凭空捏造的罪名，纵然经历多次审讯，杨乃武始终坚贞不屈，矢口否认。刘锡彤见状无计可施，只得再度提审已然心有余悸的小白菜。面对恐怖的刑具，小白菜颤栗不止，不敢改变先前的供述。刘锡彤便据此认为案件已经“水落石出”，并洋洋得意地将所谓的验尸记录与审讯详情上报给了上级陈鲁。
恰在此时，同治皇帝的御批终于下达，命令将杨乃武、小白菜二人解送杭州府进行二次审理，以求真相大白。
杭州府知府陈鲁，一向鄙夷读书人，主观臆断杨乃武是个喜欢挑事、专司诉讼的不安分子。因此，当杨乃武甫一抵达杭州府，旋即遭遇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酷刑：先是痛苦不堪的跪钉板、炙热灼人的跪火砖，再到令人骨裂筋伤的上夹棍、吊天平架，残酷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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