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案件热度攀升，上海《申报》紧抓社会焦点，连续追踪报道，使得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案犹如烈火烹油般迅速燃遍江南大地，进而震动了整个大清王朝的庙堂江湖。
迫于汹涌的舆论压力和慈禧太后的权威震慑，参与此次重审的所有官员均不敢再滥用酷刑。杨乃武与小白菜抓住机会，双双推翻了先前被逼无奈承认的“口供”，声泪俱下地控诉自己遭受的屈打成招之苦。
眼看真相即将浮出水面，杨乃武和小白菜的冤情有望昭雪，命运却在此时陡生波折——正当关键时刻，同治皇帝不幸驾崩，国丧之下，此案被迫暂停审理，陷入停滞。
面对迟迟未能结案的局面，刑部给事中王书瑞上奏朝廷，质疑杨昌濬等人有意包庇、拖延案情进展。于是，朝廷改派浙江学政胡瑞澜作为钦差大臣，负责复审此案。
杨乃武和小白菜满怀期待的曙光转瞬即逝，迎来的却是更为严酷的现实。这位钦差大人胡瑞澜手段狠辣，较之先前的刘知县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昼夜不停地对二人进行严刑拷问，杨乃武的双腿在酷刑之下被夹折，小白菜的十指亦被拶刑至脱落。在无尽的折磨下，二人在万般无奈之下，再次被迫作出了虚假的供认。
光绪元年，十月初三的清晨，紫禁城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肃杀之气。胡瑞澜，这位一向以铁面无私自居的官员，怀揣着结案陈词，步履沉重地走进了皇太后的宫殿。他向两宫皇太后及年幼的光绪皇帝递交了奏折，言辞凿凿地表示此案并无冤情，应按原审判定罪。
在宫殿的另一端，杨乃武心如死灰。他深知，胡瑞澜的这份陈词，无疑是将他推向了深渊。绝望之中，他提笔给自己写下了一道挽联：“举人变犯人，斯文扫地；学台充邢台，乃武归天。”每一个字都充满了对胡瑞澜这个草菅人命的糊涂官的讽刺与愤怒。
正义的火种并未因此而熄灭。当上海《申报》公布了胡瑞澜的终审报告后，整个浙江的举人、生员们沸腾了。他们愤怒于这起七审七决都是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的冤案。以杨乃武的好友汪树屏、吴以同、吴玉琨为首的30余人，联名向朝廷提出了控告，要求提京彻审，昭示天下。
与此同时，十八名浙江籍京官也联名上书，请求刑部直接审理此案。他们深知，这不仅仅是一起普通的案件，更是关乎浙江士子读书上进之心的大事。
在朝堂之上，翁同龢、夏同善及张家骧等重臣也不断向两宫皇太后进言，强调：“此案如不平反，浙江将无一人肯读书上进矣。”他们的话语中充满了对朝廷公正与士子前途的担忧。
此时的光绪帝尚年幼，朝政大权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她欲借此案立威，对审理官员的阳奉阴违感到恼怒。于是，一道谕令如雷霆般落下：由刑部直接审理此案！
刑部接手此案，一路北上，将杨乃武、小白菜以及相关证人带往京城。途中，一名眼尖的官员在仔细审视葛品连的尸检报告时，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痕迹。他心生疑虑，决定将整个棺材也一并运往京城，以便进行更深入的调查。
光阴流转，转眼到了光绪二年十二月初九。那天，京城的海会寺内人头攒动，刑部尚书桑春荣率领着一支庞大的队伍，包括堂官、司官、仵作和差役四十余人，以及杨乃武和小白菜二人。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公开验尸，揭开葛品连死亡的真相。
在众目睽睽之下，仵作小心翼翼地剖开棺材，对葛品连的尸体进行了仔细的检查。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终于得出了结论：葛品连并非他杀，而是因病致死。这一发现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杨乃武和小白菜的冤屈也由此大白于天下。
事实摆在眼前，杨乃武和小白菜的罪名终于得以洗清。光绪三年二月十六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了平反谕旨，宣布杨乃武与葛毕氏（小白菜）无罪释放。然而，尽管他们得以重获自由，但慈禧太后对他们的处罚并未完全撤销。葛毕氏因与杨乃武同桌共食、诵经读诗，被认为不守妇道，被处以杖八十的惩罚；而杨乃武虽未与葛毕氏通奸，但同食教经，不知避嫌，被处以杖一百的严惩，且其举人身份也被剥夺，不再恢复。
这一案件的平反虽然为杨乃武和小白菜带来了正义，但他们的命运却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那些隐藏在背后的真相和谜团，也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余杭知县刘锡彤，这个罪魁祸首，因一时疏忽，错将毒药当作病状，致使无辜的葛毕氏与杨乃武遭受严刑逼供。最终，他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被判流放至遥远的黑龙江。然而，他的流放生涯并未持续太久，便在那苦寒之地终结了生命。
与此同时，那些涉案的官员们，如杭州知府陈鲁、浙江巡抚杨昌濬、已死的蒯贺荪、宁波知府边葆城、嘉兴知县罗子森，以及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郑锡滓等人，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处。他们或被流放，或被革职，或被查办，每一个都罪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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