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汉城。
此时韩国的首都，仍沿用着历史的称谓——汉城，而非后世的首尔。
这片土地上的政权，自古便奉行着一种深入骨髓的外交策略：事大主义。
这是一种源于儒家思想，基于强弱力量对比，小国通过侍奉大国以保全自身的智慧。
从朝鲜王朝对明清两代的称臣纳贡，到现代韩国对美国的唯马首是瞻，这种文化基因一脉相承。
甚至连“汉江”、“汉城”、“襄阳”等地名，都烙印着昔日宗主国文化的深刻影响。
此刻，汉城金浦国际机场，一架来自港岛的私人航班正缓缓降落。
停机坪旁，三星电子会长李健熙带着随行人员，正翘首以盼，眉宇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躁。
“姐夫，鼎峰说到底不过是港岛的一家公司，我们要合作，为什么不选择根基更深的日本企业？”说话的是洪熙俊，李健熙夫人洪罗喜的三弟，凭借三星的关系在半导体行业立足，此次陪同迎接。
在他乃至许多韩国人看来，日本才是亚洲科技的高地，是学习和追赶的对象。
李健熙目光凝视着出口通道，缓缓摇头，声音低沉：“熙俊，你以为我没想过与日本合作吗？”
他顿了顿，语气带着一丝自嘲与不甘：“但你要清楚，三星在韩国或许是巨头，但在世界范围内，我们不过是一家以贸易和仿制日本产品为主的二流企业。”
”与日本合作，我们永远只能是追随者，是他们的下游代工厂，永远拿不到核心技术和定价权。”
“但鼎峰不同……邵维鼎这个人，更不同。”他双眸精光闪动，“这几年鼎峰异军突起，其品牌在国际上已能与日货抗衡。鼎峰旗下的斯沃琪、屈臣氏，还有那个浪潮科技，在国际上势头多猛？他们的移动电话，连摩托罗拉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移动通信、液晶、甚至半导体领域展现出的技术实力，连日本都要寻求合作。你没看到新闻吗？浪潮科技的专家来自贝尔实验室，来自美国顶尖机构。“
“只有和鼎峰这样的新兴力量合作，我们才有可能绕过日本的壁垒，走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路。”
“甚至……超越日本！”
李健熙的上位之路充满坎坷，若非两位兄长自毁长城，也轮不到他执掌三星。
1966年从美国学成归国后，他一步步在三星体系内攀升，至1979年已任集团副会长。
而他真正让父亲李秉喆刮目相看的，是他在半导体领域近乎赌徒般的远见和执着。
1974年，他力排众议，自掏腰包买下韩国半导体公司，瞄准当时方兴未艾的DRAM内存技术。
然而，这条路上布满荆棘。
他数十次往返硅谷引进技术人才，公司却持续亏损。
直到父亲意识到资源匮乏的韩国未来在于高科技，才倾力支持。
1982年，三星在京畿道器兴建立首座半导体工厂，正式进军DRAM领域。
但李健熙父子都低估了这场战争的惨烈。
内存行业是重资产、强周期的修罗场，价格波动如同过山车。
当三星好不容易从美光购得64K DRAM技术并推出产品时，便遭遇行业寒冬，价格雪崩，每生产一片都在流血亏损。
甚至在历史上，到1986年底，三星累计亏损高达3亿美元，股权资本全部亏空。
在集团内部一片质疑声中，李健熙却像一头倔强的孤狼，逆势加码投资。
“越是困难，就越要加大投资！”
为了技术突破，他甚至从日本秘密聘请工程师周末来韩授课，并在美国招募爱国的韩裔工程师回国效力。
其中，谢绝IBM挽留毅然加入三星的陈大济，其理由简单而热血：
“真想赢日本一次！”
然而，光有一腔热血是远远不够的。
1983年，三星开发64K DRAM时，关键技术整整落后日本5年。
到256K时，与日本相差2年；1M时，还落后1年。
在此期间，三星人受尽日本嘲辱。
但他们并没有理会，而是埋头苦干。
1987年，苦熬多年的三星人终于迎来行业转机。
那一年，美国向日本半导体企业发起反倾销诉讼，双方达成出口限制协议。
受此影响，DRAM价格回升，三星乘势崛起，不但实现了盈利，还开始在技术上领先日本。
但在如今，也就是1983年，三星远远没有看到黎明的曙光。
甚至于全集团都在质疑他押宝半导体的策略。
为了稳定军心，向父亲证明自己的决策正确，李健熙迫切需要引入强大的外部合作者。
而鼎峰，这个既拥有顶尖技术，又不像日本企业那样意图完全掌控产业链的伙伴，成了他的最佳选择。
毕竟与鼎峰合作，他或许还能争取到一些平等和主动权。
而与日本合作，三星将永远矮人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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