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始汗则以军政在握的胜利者身份宣布，西藏的全部收入奉献五世达赖以作供养，这为实行上述变革奠定了法理依据。但设想一提出，即遇到来自包括格鲁在内各教派的巨大阻力，故该法令一直未正式公布。五世达赖从京城回来后，二人再次商议此事，决心挟两颗金印之威公布推行。
公告明确规定：1、没收噶举派的土地牧场一律收归政府名下；2、原先被占用的政府土地牧场一律退还；3、藏区各教派所有寺庙的土地牧场上交；4、以上生产资料的使用由五世达赖委托第巴府统一支配；5、凡是租种上述土地的农民继续租种，地赋上交政府，头一年数额不变，以后可视情况调整，不再使用“属民”称呼，负担的差役由政府统一下派。牧区情况另作安排。
曾几何时，面对没收的大量土地草场，黄教中不乏有人视为可以自由享用的教派斗争的胜利成果，为战胜小藏巴汗出过力的地方势力也在盘算该从中得到多少赏赐。公告一出，这些人大失所望，抵触情绪可想而知。布告犹如一枚深水炸弹，水面浪花不大，水下已经鼎沸。反对的不敢表达，满意的不敢行动，所有人都在观望，都好像在等待着什么。
总结历史上西藏社会动荡不断的原因，五世达赖发现，这些问题的背后实际是各地方势力之间的吞并攘夺，但却无一不是打出某某教派的旗号，标榜自己，骗取民心。因此，变动土地牧场占有形式的法令，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削弱地方势力，也包括异化为地方势力代表的寺院。
教派关系是一个重要而敏感的方面，五世达赖提出并长期秉持“教派平等、互相请益”的方针。在政治上，他根据西藏的特点，逐步建立起格鲁派占绝对优势，以三大寺为权力核心，以达赖喇嘛为最高首脑的政教合一权力体系。在清王朝支持下，在帝国主义侵入之前，这个权力体系稳定运转了200多年。
丹增多吉返回安多后，正值新年临近，于是兴致冲冲召集众兄弟聚会叙谈。酒过三巡，老七发话了：“大哥，你放着好好的藏王不做，跑回来同兄弟们争这点儿草场干什么？”其他兄弟们都放下酒杯看着丹增。
老七居然说出这样的话，实在大出丹增多吉的意料，他扫了一眼，那几个兄弟一张张虚情假意的面孔透着冷淡甚至是厌恶的表情，他似乎听到每个人都在重复着说：“还回来干什么？还回来干什么？还回来……”
他颤抖着站起来，说：“弟兄们，父王怎么说的，难道忘了吗？今天算你老七喝酒喝多了说出这种糊涂话，我们万不可坏了父王的一世英名啊。”
众人告辞后，丹增和察汗丹津又聊了一会儿。
“老二，没想到众弟兄会变得如此……唉！”
“汉人有句话：士别三日当怎样？何况大哥与兄弟们分别了十年。刚才会议上说你和十弟回到自己领地，你没看见老三和老七那个脸色？”
“我们回来不是理所当然吗？”
“人心不足呀。按说这些年他二人经营你们的牧场，白得许多利，可吃惯了，不愿意再吐出来啦。大哥呀，你得有个精神准备，往后麻烦少不了。”
丹增开始不信，觉得管不了别人，自己和十弟在自家领地上安份过日子还不行吗？可问题没那么简单，烦恼一个接一个：划界时领地被缩小、分到的多是贫瘠草场、拨归的人畜不足数，时常发生牛羊丢失的情况，甚至发生争斗……他明白这是有人在挤兑他，就拼死命支撑着，苦撑了三年后，他才意识到这片土地再无他立足之处了。只好带着三年前从拉萨带过来的家当，打马离开。
“大哥，咱们去哪里？”多尔济问。这位十弟才十五岁，长方形面孔，双目机敏有神，浓密的眉毛直插鬓角。三年的磨难使他早熟、沉稳、有胆量，而那个和他同岁的侄子——丹增的儿子，却显得头脑简单一些。
丹增茫然四顾，仰天长啸。深秋的寒风，吹着口哨，打着旋儿，无情地扫过这群走投无路的落魄之人。
“大哥，还回西藏吧，求求佛爷收下我们。”
半响，丹增拍了拍小弟仍嫌单薄的肩膀，无奈的点点头。于是，三年后，丹增多吉带着家眷、随从一百多人，停在唐古拉山口，派人带着亲笔信赶往拉萨。
五世达赖看过信后递给索南：“索南呀，你看该如何？”
索南笑说：“佛爷慈悲，小僧猜定会收留大公子。”
“不是收留，益西呀，你去山口，对大公子要象迎请贵客一样。索南啊，你派人将原来的汗王府好好整修一下。”
益西退下后，索南低声说：“大公子此番来藏，不管怎么说，与过去身份不同了，那方金印已留之无用，可否请他交出？”
“第巴不愧精细之人，按说那方金印已失去效力，大公子主动交出最好，若留着，万不可向人家索要，况大公子是有难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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