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末秋初，晌午的日头依旧毒辣，悬在头顶像个烧透的白铁盆子，泼下来的光都带着重量。马赶明背着手，踱步在老槐树稀疏的荫凉里。他那双半新不旧的解放鞋，鞋帮上还沾着昨夜的泥点子，一步步踩在滚烫的土路上，却走得不紧不慢。若是细看，能见他眼角余光像探针似的，不时扫向村子深处——侯家那栋新起的青砖大瓦房，就立在村东头最好的地势上。
那房子扎眼。清一水的青砖到顶，灰瓦压脊，屋檐还学着城里样式，微微翘起个角。门窗是上好的松木，刷了桐油，在日头下泛着暗金色的光。最气人的是那院墙，足有两人高，顶上还插着碎玻璃碴子，在阳光下亮晶晶的，像一排龇着的牙。这房子在周遭低矮的土坯房群落中，活像一只骄傲的白鹤，误入了鸡窝，昂着脖子，睥睨四方。
马赶明每次看见这房子，就觉得眼睛被针扎了似的疼。那青砖，那灰瓦，那高墙，每一样都在无声地宣告着什么。宣告他侯大良发财了，阔气了，不把他这个“准队长”放在眼里了。
他停下脚步，从皱巴巴的烟盒里抖出最后一根“经济”烟，划了三次火柴才点着。劣质烟草的辛辣味冲进喉咙，他狠狠吸了一口，又缓缓吐出，看着青灰色的烟圈在热浪里扭曲、消散。
他在琢磨谁是他今后的对手，能对他构成威胁。刘家那边，刘汉山的儿子刘麦囤，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一身疙瘩肉，性子跟他爹一样冲，那是一个我没有脑子的年轻人，对自己威胁不大。他现在觉得，侯家是个麻烦。侯宽那老狐狸，虽说早退休了，整天端着个紫砂壶，在县城大街小巷晃悠，见人就笑眯眯打招呼，下棋、喝茶、听戏，好像万事不关心。可马赶明知道，村里哪家婆媳吵架，哪家小子偷鸡摸狗，哪家私藏了粮食，侯宽门儿清。他那双三角眼，毒得很。
最让马赶明膈应的，是侯宽的儿子侯大良。
那小子，简直是个怪胎。
侯宽矮胖，黑脸，短脖子，走起路来像只蹒跚的旱鸭子。可侯大良，人高马大，白白胖胖，站着像尊弥勒佛，见人未语先笑，眼睛眯成两条缝，看着一团和气。但若仔细看，那偶尔睁开的细长眼睛里透出的光，冷冰冰的，像冬天井里的水，能照见人影，也能冻死人。
他不像父辈，不争工分，不争话语权，不争村里那点可怜的“威风”。他的心思，全在“挣钱”上。
侯大良有门绝活——烧窑。村里人盖房，都是自己脱土坯，晒干了垒墙。可门楣、窗沿、灶台，总得用几块结实的好砖。还有那青瓦，遮风挡雨，比茅草强得多。这烧砖制瓦的手艺，就是侯大良的饭碗。
烧窑是门大学问。同样的土，同样的柴，火候差一点，出来的货色天差地别。什么时候用猛火催，把土里的杂质烧透；什么时候转文火，慢慢“养”出砖的筋骨；最关键的是“洇青”——砖坯烧到通红时，从窑顶挑开个小口，一桶桶冷水浇下去，水遇热成汽，在砖瓦表面形成一层青蓝色的釉质。这活儿，早了，砖还是红的，脆；晚了，砖就老了，酥。非得掐在那一口气上。
侯大良烧的窑，十窑有九窑半是上品。砖是正经的青灰色，敲起来当当响，脆而不裂。瓦片弧度匀称，摞起来严丝合缝。就凭这，四里八乡要盖像样房子的人家，都得提着点心匣子，上门请他。
但这只是小钱。侯大良真正来钱的路子，是那些“别人想不到”的买卖。
三年前，公社淘汰下一辆老掉牙的“东方红”拖拉机，扔在仓库后头，锈得只剩个骨架。大家都当是堆废铁，等着哪天拆了卖废铜烂铁。侯大良绕着那铁疙瘩转了三圈，蹲下看了看底盘，伸手摸了摸发动机外壳，又站起来，拍拍手上的灰。
第二天，他提了两瓶“西凤酒”，一条“大前门”，进了公社农机站站长的家。说了什么没人知道，只晓得三天后，他以“废铁价”——八十块钱，把那堆破烂拉回了家。
村里人都笑他傻，花冤枉钱买破烂。侯大良也不解释，把那铁家伙拖到自家院后空地，搭了个草棚，带着两个徒弟，叮叮当当鼓捣起来。缺零件，他就骑上那辆“永久”二八杠，跑县里，跑市里，甚至跑邻省，到处淘换。县农机站的老技师，他给人送了半年烟，端了半年茶，硬是把人家那点看家本事“偷”了来。
两个月后，草棚里传出一阵“突突突”的响声，像老人咳嗽，喘着粗气。又过了半个月，那辆“东方红”竟摇摇晃晃开出来了，屁股后头冒着黑烟，在打谷场上转圈。
侯大良没在本地卖。不知他走了什么门路，联系上了新疆建设兵团的人。那边正缺农机，看了他捎去的照片，听了“能开动”的保证，开出了一个让全村人瞠目结舌的价——一千二百块。
转手之间，净赚一千多。那是什么概念？一个壮劳力，在生产队挣满工分，一年到头，除去口粮，能落手里几十块现钱，就是好年景了。侯大良这一倒腾，抵得上别人辛辛苦苦干十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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