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坐在自家小卖部的玻璃柜台后面，盯着门外那棵老槐树发呆。六月的午后，蝉鸣聒噪得让人心烦。柜台上的旧风扇吱呀呀地转着，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
“明子，你大哥在家吗？”
李明抬头，看见堂叔李建国掀开塑料门帘走了进来。堂叔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腋下有两块深色的汗渍。他搓着手，脸上堆着那种李明再熟悉不过的笑容——嘴角上扬，眼角堆起皱纹，但眼神飘忽不定。
“在里屋呢。”李明用下巴指了指后门，继续低头理货。他听见堂叔的脚步声穿过堆满纸箱的过道，消失在通往内院的门后。大约十分钟后，脚步声又响起来，这次轻快了许多。
“走了啊明子。”堂叔经过柜台时，手指在玻璃台面上敲了敲。
李明“嗯”了一声，抬头时看见堂叔裤兜鼓鼓囊囊的。等塑料门帘再次落下，他起身走到后门，看见大哥李强正站在院子里的水井边洗手。
“堂叔来干啥？”
李强甩了甩手上的水珠，转身时脸上还带着笑：“没啥，坐坐。”
“借钱了吧？”李明靠在门框上，语气平静得像在问今天吃什么。
李强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又舒展开：“就五千，他家里有点急事。”
“五千？”李明站直了身子，“他说啥时候还了没？”
“都是亲戚，还能不还吗？”李强擦干手，往屋里走，“他说下个月收了玉米就还。”
李明跟在他身后：“借条呢？打个借条总行吧？”
李强已经在沙发上坐下了，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打什么借条，多生分。”
电视里正在播抗日神剧，枪炮声震天响。李明站在客厅中央，突然觉得浑身无力。他想起十年前，也是这样一个下午，表姑来借了三千块钱给儿子交学费。还有七年前，远房堂哥说要做小生意，借了四千。这两笔钱加起来七千多，到现在连个响都没听见。
“哥，”李明说，“十年前表姑借的三千，你还记得吗？”
李强盯着电视屏幕，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她家困难。”
“那堂哥的四千呢？他去年不是刚买了新车？”
“可能他手头也紧吧。”李强的声音低了下去。
李明知道再说下去也没用。他大哥就是这样一个人——四十六岁，在小县城开着小卖部，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母亲在世时常说：“你哥心软得像豆腐。”父亲则叹气：“心软不是坏事，但得看对谁。”
父亲去世前拉着李明的手说：“你哥太实诚，你得帮着看着点。”那年李明二十二岁，刚从省城打工回来。如今十年过去了，他看着大哥借出去的钱能列一张长长的清单，收回来的却寥寥无几。
晚饭时，李强的妻子王秀芹端着炒青菜上桌，随口问了句：“下午建国来了？”
“嗯。”李强扒了口饭。
“又来借钱？”王秀芹的语气很平淡，像在问今天是不是晴天。
李强没接话。李明看见嫂子握着筷子的手指紧了紧，但终究什么也没说。这个家里，关于借钱的话题就像地雷，大家都小心翼翼地绕着走。王秀芹不是没吵过，刚结婚那几年，为着李强借钱给各种亲戚，夫妻俩没少置气。但每次吵完，李强还是那个李强，下次亲戚上门，他照样往外掏钱。后来王秀芹就不吵了，只是沉默。那种沉默比争吵更让人难受。
夜里，李明躺在小卖部阁楼的床上，听见楼下传来大哥的咳嗽声。他想起小时候，大哥带他去河里摸鱼。那时大哥十六岁，他六岁。河边的柳树下，大哥把摸到的最大的那条鱼给他，说：“明子多吃点，长身体。”后来父亲生病，大哥高中没读完就回家帮忙，再后来接手了这个小卖部，一守就是二十年。
李明的手机亮了，是省城的同学发来的信息，问他什么时候回去上班。他在省城一家快递公司干了八年，这次因为大哥腰疼犯了，回来帮忙一个月。现在一个月快到了，他却有些走不开。
第二天一早，李强开车去县城进货。李明守着店，上午生意清淡，他索性拿出账本对账。翻到最后一页，他看见一行小字：“建国，5000，6.17。”字迹工整，是大嫂的笔迹。原来她私下里都记着。
中午李强回来，搬货时明显有些吃力。李明接过他手里的箱子：“腰又疼了？”
“老毛病，不碍事。”李强摆摆手，额头上都是汗。
吃完饭，李强在躺椅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进货单。李明看着他鬓角的白发，突然想起父亲。父亲去世前也是这样，在躺椅上睡着，手里的报纸滑到地上。那时大哥跪在父亲床前哭得像个孩子，说：“爸，我还没让你享福呢。”
其实父亲从来没指望享什么福。他是个老教师，退休后最大的乐趣就是养花写字。他常说：“人活一世，清白踏实最重要。”但他也说过：“善良要有分寸，否则就是软弱。”
下午三点，店里来了个意想不到的人——表姑的儿子，陈浩。他开着一辆白色SUV停在店门口，下车时手机贴在耳朵上：“行了行了，晚上再说，我现在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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