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城内的军委会灯火通明，校长站在巨大的地图前，手指在徐州、郑州、武汉三点间滑动。
桌上的电报堆成小山，最新的一份来自第五战区：徐州克复后，敌第9师团18旅团残部向蚌埠溃逃，我军正衔尾追击。
他拿起这份电报，又看了看旁边那份滁州会战歼敌第3师团一部的战报，忽然对身边的参谋说：给陈纳德将军发电，让飞虎队加强长江巡逻，绝不能让小鬼子从水路逃跑。
原本准备迁往重庆的政府机关，此刻都停了下来。公务员们自发组织起运输队，扛着弹药箱穿梭在枪林弹雨中；女学生们组成医疗队，跪在地上给伤员包扎伤口；连和尚都走出寺庙，用化缘的钵盂给士兵们送水。
武昌街头的黑板上，每天更新着会战捷报，围观的百姓里总有人带头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喊声此起彼伏，震得街旁的树叶簌簌落下。
校长，薛岳司令来电，请求增兵阳新防线。侍卫官递来电报。校长在地图上长江阳新沿线画了道红线：让汤恩伯的部队从那边绕过去，给小鬼子来个反包围。
“校长，现在八路军的势力，已经发展到了江淮地区了，再这样下去，小鬼子没有被打走，国土都被八路军抢走了。“
“嗯，娘希匹，八路，土八路，绝不能让他们越过长江，立刻给他们发电，全力以赴往武汉转战。“
“还有张群呢，不会用现在的抗战业绩，压迫小鬼子签署和平谈判吗？废物，都是废物，立刻给张群发电，迅速与日方达成和谈，还是那句话，日军要撤离，我蒋某人不能明面上承认伪满洲国，其他的都可以谈！“
长江南岸的大山深处，新四军的游击队正沿着山路急行军。战士们背着从徐州缴获的九二式步兵炮，炮轮在石板路上留下深深的辙痕。
队长马小刚指着前方的隘口：小鬼子的运输队就在前面，等他们进入伏击圈，先用炮轰，再冲锋！
这是一支刚扩编的队伍，一半是俘虏的伪军，一半是参军的百姓。有个前伪军士兵背着捷克式轻机枪，走路还不太习惯，马小刚走过去帮他调整背带：这枪比鬼子的歪把子好用，学会了能打三个鬼子。
那名士兵红着脸说：队长，俺以前对不起乡亲们......马小刚拍着他的肩膀：现在打鬼子，就是赎罪。
伏击战打得干净利落。六门九二式步兵炮齐射，把日军的卡车炸成了火球，伪军出身的战士们端着机枪扫射，嘴里喊着缴枪不杀，不少日军以为遇到了国军正规军，直到看到八路军的军旗才恍然大悟。
清理战场时，战士们从日军军官的公文包里搜出武汉会战的布防图，马小刚立刻让人送往总部——这张图后来帮国军在阳新围歼了日军一个旅团。
武汉会战的局势在滁州大捷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日军的攻势明显放缓，原本骄横的武士道精神在接连的失利中消磨殆尽。
吉住良辅在日记里写道：支那人的抵抗越来越顽强，他们的武器越来越好，仿佛有源源不断的补给......我们的士兵开始害怕黑夜，因为不知道明天会面对多少支枪口。
而国军和八路军的战斗越来越凶猛，国军在正面战场吸引日军主力，八路军则在敌后切断补给线；国军的重炮轰开日军防线，八路军的游击队就跟进清剿残敌。
在驻马店城外，甚至出现了国军士兵和八路军战士共用一口行军锅吃饭的场景，一个国军军官笑着说：等打跑了小鬼子，俺们喝庆功酒，用缴获的小鬼子酒壶！
当武汉的枫叶染上血色时，吉住良辅收到了最后一份电报：华中派遣军决定收缩防线，放弃武汉。
他站在炮楼里，看着士兵们仓皇撤离，长江水面上漂浮着日军的军旗和文件，像一群垂死的水鸟。
远处传来国军的冲锋号声，嘹亮而坚定，刺破了江雾，也刺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
三天前香江中环的码头上，一艘悬挂着中立国国旗的汽艇正随着水波轻晃。舱内的红木谈判桌两端，国府与日军的代表隔着三尺距离对峙，空气凝重得能拧出水分。
日军首席代表、驻华派遣军参谋长大岛浩中将手指轻叩桌面，金边眼镜后的目光透着傲慢：校长必须辞去所有职务，贵国需接受大东亚共荣圈框架，这是和平的唯一前提。
国府谈判团团长张群猛地攥紧拳头，指节泛白。他身后的翻译官气得发抖，几乎要将记录纸戳破。
大岛先生，张群的声音冷得像香江的海水，中国军队在武汉浴血奋战，每天有上万将士为国捐躯，你觉得这样的条件我们可能接受吗？
他将一份战报推过桌面，上面日军日均伤亡五千，再过月余，日军华中派遣军将损失殆尽！的数字刺痛了大岛的眼睛。
而在长江江面上，一艘日军军舰外的江面上，几十艘日军的炮艇正游弋示威，炮口对着汉口方向。
而万家岭上，国军的重炮群也已进入战备状态。谈判桌下，双方的脚都踩着随时可能引爆的地雷——日军想借谈判争取喘息之机，等待国内的日军增援；国府则想拖延时间，让前线部队完成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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