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家里的空气仿佛是个要破碎的玻璃瓶，或许真的破碎了，只是被我们还活着的三个人努力缝合起来。哥哥的痕迹被我们悄悄地掩藏起来，虽然没人提出过，但是我们都偷偷地干着这件事。互相隐瞒，也不对彼此提起。
之后的一个星期，一群穿着黑衣服的党卫军闯进我们家，说是要搜查与哥哥生前的相关物品中，很可能会有与其所属组织的讯息。
爸爸奋力地解说着，但是那个带头的人只是带着一丝微笑，看起来似乎是怜悯，仿佛是在观察着闹事的孩子般。最后妈妈拉着爸爸坐回客厅的沙发上，我们看着雨果存在过的一切被封存在箱子里。
于是，相册、杯子、乃至于全家福，哥哥在家中的所有痕迹都消失了，仿佛他从来没诞生在这个家中。我抓着自己的裙子，努力将自己按在沙发上，只是这副样子，看起来就像是个害怕的年轻女教师。
一个德国军官路过我，对我露出一个笑容：“小姐，请你放心，没什么需要害怕的。”
“没什么需要害怕的？”我反问道，看向那装满雨果面庞的箱子，里面的照片中，哥哥要么在微笑、要么在沉思、要么在平静地看向镜头。
我又一次问道：“有什么需要害怕的？”
*
1942年7月12日 巴黎 晴
今天注定是难熬的，法国的抵抗组织遭到了重创，盖世太保的名单翻得哗哗作响。原本寂静的城市、乡村，一扇扇房门被推开，穿着黑色便衣的盖世太保将一个个法国人带走，他们所有人被定下的罪名都是叛国罪。
在过去和今天那无数个寂静的夜晚，我们听着隔壁邻居家传来的尖叫和打砸声，那是朱利安和奥莉薇，他们都是哥哥在比利时就认识的朋友。我们沉默着坐在一起，直到党卫军的人敲开我们家的大门。
他们一番搜查就离开了我们的家，是的，他们又能查到什么呢？雨果的一切早在一年前彻底消失，他曾经的战友也一个个死在了盖世太保和巫粹党的枪炮或魔杖下。
就这样，一夜无眠，直到爸爸小心地捧出那个电台。那是哥哥的战友在去年留给我们的，他的名字我在之后一个月的报纸上看到了。不管是巫粹党还是德国军人，他们都大力悬赏这个叫做寇里·克劳奇男人的项上人头。
琳琳告诉我们，整个巴黎魔法界的抵抗组织，只剩下了我们手中的这一部电台。她睁着她那双湿漉漉的眼睛，对我们说：“请和琳琳一起离开，薇拉小姐！你们迟早会被盯上的！”
*
那么，我和我的父母，还会这样继续若无其事地活下去吗？那么，我们就要真的放弃我的哥哥雨果，和他的同志们用牺牲和鲜血去扞卫的这座城市吗？那么，法国人就要在德国人的控制下浑浑噩噩地成为他们帝国的养料吗？
那么，我该放弃自由吗？我该放弃解放我的祖国吗？我该无视曾经为法国流干鲜血之人的牺牲吗？
我绝不。
看到这里的人啊，虽然我不清楚你是谁，但是请原谅我这个法国麻瓜最后的胡言乱语吧。我不清楚法国魔法界的巫师是否放弃了抵抗，我也不清楚我所做的这一切会被后人如何诉说。
但是我亲爱的同胞，与我共饮塞纳河水的法国人，还在为了自由奋斗的战士们啊，我将在1943年7月3日的凌晨迎来属于我的终结，但是我却从未像现在这样坚定。
我相信清晨还会到来，我坚信死亡如期而至，我也断定法国总有一天会迎来解放。
为了法兰西！
*
编者的话：
薇拉·拉图尔·爱斯科特是二战时期的法国巴黎的传奇女特工。在1942年法国巴黎谍报行业遭遇巨创的时候，她和她的父母挺身而出，用寇里·克劳奇（1907.5——1944.1，二战M.R.S的传奇特工、抵抗组织战士）留下的电台成功为巴黎的抵抗组织留下最后一点星火。
1942年7月至1943年7月，爱斯科特一家用手中的电台源源不断地向伦敦发送消息，同时为法国全境的巫师分享来自全世界所有反抗法西斯和巫粹党的抗争消息。
在爱斯科特一家的努力下，法国北部被重创的组织逐渐恢复起来，散落在各地的成员恢复了与伦敦的联系。薇拉也在不断地为新加入的成员进行无线电培训，然而就在1943年6月，由于邻居举报，爱斯科特一家被捕。
而理由仅仅只是因为，这位邻居只是出于嫉妒，因为她喜欢的男孩莫里斯经常去爱斯科特一家学习无线电。
爱斯科特一家被捕后受尽拷打也不愿吐出任何信息，为此巫粹党不得不对他们使用了摄神取念，在拷打过程中，薇拉的父母吞下毒药自尽。可惜的是，身为麻瓜，薇拉无法抵御摄神取念，巴黎的抵抗组织遭到了严酷打击，莫里斯也于1943年7月4日被巫粹党枪毙。
值得深思的是，尽管身为麻瓜，但是爱斯科特一家都展现了极高的反抗决心和高超的谍报能力。他们在那段灰暗岁月里与巴黎巫师们对话，讨论着美食、战争、音乐，启发了更多沉默的巴黎人奋起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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