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之轮永不停歇，转眼就来到了正乾十四年（公元1135年）。
标志着新宋走向覆亡的“郴州之变”已经过去近四年，而这个仅存六年时间的短命政权也于前年十一月份结束了其“历史使命”。
为了让宋军放手平定“郴州之变”，大同帝国曾暂停对宋攻略几个月。
直到当年冬日，同军才由江北和陕地东、北并进攻入蜀地。
在新宋朝廷事实上放弃了抵抗，大同帝国又政治攻势开路的多重打击下，外无援军的蜀地文武抵抗意志极其薄弱。
规模最大的战斗发生在兴元府，蜀地军力最为雄厚的利州兵马仅仅坚持了半天时间，就在守臣刘锜意外殒身同军炮火之下后全线崩溃。
取蜀之战泛善可陈，相对而言，征服蜀地南部（包含后世云南、贵州部分地区）散乱已久的夷人反而用去了大同官府更多的精力。
在此期间，夷人出身的木麻带兵屠灭了都掌族首领特苗和罗始党族首领失胃两家全部男丁（当年泸南夷人之乱最终的大赢家，也是之前动乱最积极的夷部），蜀地夷人这才确信十几年前平定夷乱的杀神回来了！
受此震慑，自靖康之后就不服王化的夷人竞相来投，纷纷表示再不敢背叛朝廷。
可惜，入蜀之前，正乾皇帝就有明确指示：
大同帝国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是遍及全国的坚强基层社会组织，而不是任何人任何形式的表态，并诏令之前参与叛乱的十五县、州（夷部州）全部改土归流。
朝廷如此不近人情，投诚了还要肆意剥夺夷人首领“世代享有”的特权，自然会遭到一些头铁的夷部武力抗拒。
大同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接连平灭了辽、宋、夏国和高丽，多少强敌都在同军的铁拳之下化为齑粉，又怎会因为小小夷部螳臂当车就停止自己的步伐？
不过，徐泽也没有头脑发热，想将所有夷人一股脑都给收拾了。
这是不可能的。
夷部所居之地基本都在深山老林，人口分散，交通不便，出产更是极其有限。
大同的国力就算再雄厚，也经不起这种超大面积的“深山剿匪战”持续消耗。
实际上，这次被迫改土归流的夷部只占蜀地夷人的少部分，田氏、黔州和西山野川诸部等与原本赵宋王朝一直维持羁縻关系的夷部都没有动。
而暂时还没有纳入大同治下的广南两路夷部数量更加庞大，地形同样复杂，改土归流的压力更大。
大同朝廷的做法并不复杂，在施展雷霆手段铲了头铁的夷部杀鸡儆猴之后，再综合运用修筑道路、教授先进生产技术、鼓励夷人下山读书等经济和政治手段慢慢转化。
待时机成熟，再推行下一批改土归流。
消化吸收境内的各部夷、胡，逐渐实现国内各族百姓“同文同语同制”乃是百年大工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徐泽也没有奢望自己这一代人就能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平定蜀地的次年夏日，装备了蒸汽轮机的大同海军逆风南下，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广南东路次府广州港口外。
相对于弱宋，大同已经强得超乎想象，现在又装备此等逆风而行的航海“神器”，防守本就薄弱的广州哪里敢抵抗？
广州拥有直通南洋的良港，拿下此地，为大同的海洋战略蓝图画上了重要一笔，也堵死了新宋小朝廷继续南逃的大门（广南西路此时还属于宋军“无法逾越”之地）。
此后，大同帝国又稳步扩张，接连取下荆湖北路、江南西路。
仅剩又穷又偏远的广南部分地区和荆湖南路一隅，新宋政权真成了小朝廷，心累不已的新宋皇帝赵构再次向大同献表纳土。
这次，正乾皇帝的总算批准了其人的请求，赵构随即打包自缚入燕京请罪了。
王朝兴替革旧鼎新，皇帝降得臣子却未必降得，自然少不了因利益相关而自发抵抗同军接收地方，以及反抗大同官府社会改革的“暴动”。
但新宋朝廷直至灭亡，都没有再反攻大同天兵——走得很安详。
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割据分裂，神州再次归于一统，正乾皇帝乃重新划分大同治下行政机构，定直隶、河北、河南、山东、山西、辽东等二十路和一个都司。
原本为灭宋而设置的同军七个军也经过压缩和整编，调整为六大军区。
此举并不是说大同要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再次偃武修文，执行以文驭武的政策。
在徐泽的心中，大同帝国还远没有达到其统治力和辐射力的边界。
同军不仅要保持立国之初的扩张惯性，继续开疆拓土，未来还要航行四海，不断为华夏百姓拓展生存空间。
但接下来开拓的重点已经由江南转移到了东北、西域和海上，同军由七个军改为战略方向更加明确的六个军区，就是为了迎接新的战争需要。
实际上，西域开拓之战已经开始。
当年，回鹘王毕勒哥耶律大石统率的残辽势力入西州，本意是为了“挟辽自重”，震慑国内受大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方面压制而自发产生的“带路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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