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拎着椅子返回屋中,将摔在门口的茶杯打扫干净,给窗台上换了三炷香,便取纸笔,写了封信。
信是给陆尘音的,详细讲述了自入川开始至逃离达兰的全部经过,尤其是最后与加央扎西反复交手的细节,不落分毫,最后则画了一副加央扎西的像,连字带画足足写了近二十页,然后再单开一张,讲我在金城这边找到了过生死关的办法,让她不用再担心,今年过年我会在高天观候着他。写完了,塞进信封,鼓鼓囊囊,厚厚一叠。打电话给二眼,让他安排人来取走,送往京城白云观。
转过天来,下了三天的暴雨终于停了。
只是乌云依旧凝于空中不散。
天气阴冷的厉害。
城中各处开始清理收拾内涝造成的损害。
还有公家的人来大河村这边查看情况,见到村里空无一人,着实吓了一跳,最后找到我这里,我告诉他们大河村的村民在我的劝告下都外出躲水患去了,得十月才能回来,让他们不用再分心照看这边。
接下来的日子时,我安心在小高天观呆着,每日上午读书练字看新闻,下午则去图书馆查阅地方志,主要看关于洪水方面的记载。
关于洪水的新闻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像渐渐收紧的绳索,勒在每个人的心头。
起初,新闻里还带着些“抗击”“守护”的振奋字眼。主播报道着各地军民在堤坝上垒沙袋、堵管涌的画面,镜头扫过一张张沾满泥浆却目光坚定的脸。水位数据开始频繁出现,但后面总会跟一句“目前尚在可控范围内”。
变化几乎是以天为单位发生的。
新闻简报的标题,从“大江今年第X号洪峰顺利通过某江段”,悄然变成了“XX站水位突破保证水位”,“XX段出现险情,抢险正在进行”。“保证水位”这个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那本是堤防设计所能承受的极限,如今却仿佛成了一道需要反复争夺、摇摇欲坠的防线。
镜头里的画面也在变。白天播放的抢险画面,夜幕降临后,常常被紧急插播的汛情通告打断。主持人的语速明显加快,背景音乐被取消,只剩下干练而急促的播报声:“下面播送紧急汛情通报……”
某个县市需要紧急转移群众的消息开始出现,地图上代表高危区域的红色斑块逐渐连成一片。
专家访谈的频率增加了。头发花白的水利专家被请到演播室,指着不断刷新新高的水位曲线图,眉头紧锁。他们不再泛泛而谈抗洪精神,而是具体分析着“复式洪峰”“干支流洪水恶劣遭遇”等专业术语背后的严峻形势。当被问及“最坏情况”时,专家会停顿一下,然后用一种极其慎重的语气说:“我们必须做最充分的准备。”
最充分的准备,往往意味着最坏的准备。
寻常的社会新闻也染上了洪水的颜色。某地因为保障防汛物资运输,部分铁路客运临时停运;另一处为确保大堤安全,主动破垸分洪,画面里是村民默默看着家园被江水浸入的沉默背影;日常生活的秩序,正被这条愤怒的大江一寸寸挤压、改写。
终于,那几乎让人麻木的“新高”一词,被一个更具冲击力的表述取代——“突破历史最高水位”。
第一次出现时,新闻稿会特别强调是“有实测记录以来”。但很快,这个词组开始在不同站点、不同江段的报道中接连炸响。电视画面里,浑浊的江水几乎与堤坝顶端的防浪墙平齐,波涛伸手可及,抢险人员奔跑的身影倒映在汹涌的江面上,显得渺小而急促。
管涌决口溃堤的消息逐渐多起来,陆续有村镇被淹,其他的电视节目几乎全都停播,只剩下各地抗洪抢险的内容不停滚动播出。
好在保护大城市的各处主堤还算完好,虽然间中陆续有管涌之类的险情发生,但在云集金城周边的几十万军民拼搏下,终究是有惊无险。
紧张感不再需要渲染,它已经凝固在每一次水位公报的数字里,渗透在主持人不再平滑的嗓音里,弥漫在每一个关于物资、人员、险情的紧迫通报里。仿佛能听到大江两岸,无数颗心脏随着洪峰的节奏剧烈搏动的声音。
至八月初,雨不停,洪不止,人不歇。
虽然大河村这边只剩下我一个人,可公家还是有人连续来了几次,苦口婆心地劝我撤离这个危险的低洼地带。
到了八月三日,我不胜其烦,又不想再让他们顶雨趟水往这边多跑,便答应离开大河村,当着他们的面收拾行装,关好门窗,离开大河村,径往木磨山高天观。
修缮一新的高天观显得相当气派。
只是门前少了木芙蓉树,便缺了几分意境。
观门虽然紧锁,但从痕迹上可以看出,每天都有人进出收拾。
我没有钥匙,也不打算走正门,便翻墙入内。
刚一落地,就见一大团白影自侧面的厢房里冲出来,疾如风,快如电,带着凶猛的吭哧声。
我轻笑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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