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拎着椅子返回屋中，将摔在门口的茶杯打扫干净，给窗台上换了三炷香，便取纸笔，写了封信。
信是给陆尘音的，详细讲述了自入川开始至逃离达兰的全部经过，尤其是最后与加央扎西反复交手的细节，不落分毫，最后则画了一副加央扎西的像，连字带画足足写了近二十页，然后再单开一张，讲我在金城这边找到了过生死关的办法，让她不用再担心，今年过年我会在高天观候着他。写完了，塞进信封，鼓鼓囊囊，厚厚一叠。打电话给二眼，让他安排人来取走，送往京城白云观。
转过天来，下了三天的暴雨终于停了。
只是乌云依旧凝于空中不散。
天气阴冷的厉害。
城中各处开始清理收拾内涝造成的损害。
还有公家的人来大河村这边查看情况，见到村里空无一人，着实吓了一跳，最后找到我这里，我告诉他们大河村的村民在我的劝告下都外出躲水患去了，得十月才能回来，让他们不用再分心照看这边。
接下来的日子时，我安心在小高天观呆着，每日上午读书练字看新闻，下午则去图书馆查阅地方志，主要看关于洪水方面的记载。
关于洪水的新闻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像渐渐收紧的绳索，勒在每个人的心头。
起初，新闻里还带着些“抗击”“守护”的振奋字眼。主播报道着各地军民在堤坝上垒沙袋、堵管涌的画面，镜头扫过一张张沾满泥浆却目光坚定的脸。水位数据开始频繁出现，但后面总会跟一句“目前尚在可控范围内”。
变化几乎是以天为单位发生的。
新闻简报的标题，从“大江今年第X号洪峰顺利通过某江段”，悄然变成了“XX站水位突破保证水位”，“XX段出现险情，抢险正在进行”。“保证水位”这个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那本是堤防设计所能承受的极限，如今却仿佛成了一道需要反复争夺、摇摇欲坠的防线。
镜头里的画面也在变。白天播放的抢险画面，夜幕降临后，常常被紧急插播的汛情通告打断。主持人的语速明显加快，背景音乐被取消，只剩下干练而急促的播报声：“下面播送紧急汛情通报……”
某个县市需要紧急转移群众的消息开始出现，地图上代表高危区域的红色斑块逐渐连成一片。
专家访谈的频率增加了。头发花白的水利专家被请到演播室，指着不断刷新新高的水位曲线图，眉头紧锁。他们不再泛泛而谈抗洪精神，而是具体分析着“复式洪峰”“干支流洪水恶劣遭遇”等专业术语背后的严峻形势。当被问及“最坏情况”时，专家会停顿一下，然后用一种极其慎重的语气说：“我们必须做最充分的准备。”
最充分的准备，往往意味着最坏的准备。
寻常的社会新闻也染上了洪水的颜色。某地因为保障防汛物资运输，部分铁路客运临时停运；另一处为确保大堤安全，主动破垸分洪，画面里是村民默默看着家园被江水浸入的沉默背影；日常生活的秩序，正被这条愤怒的大江一寸寸挤压、改写。
终于，那几乎让人麻木的“新高”一词，被一个更具冲击力的表述取代——“突破历史最高水位”。
第一次出现时，新闻稿会特别强调是“有实测记录以来”。但很快，这个词组开始在不同站点、不同江段的报道中接连炸响。电视画面里，浑浊的江水几乎与堤坝顶端的防浪墙平齐，波涛伸手可及，抢险人员奔跑的身影倒映在汹涌的江面上，显得渺小而急促。
管涌决口溃堤的消息逐渐多起来，陆续有村镇被淹，其他的电视节目几乎全都停播，只剩下各地抗洪抢险的内容不停滚动播出。
好在保护大城市的各处主堤还算完好，虽然间中陆续有管涌之类的险情发生，但在云集金城周边的几十万军民拼搏下，终究是有惊无险。
紧张感不再需要渲染，它已经凝固在每一次水位公报的数字里，渗透在主持人不再平滑的嗓音里，弥漫在每一个关于物资、人员、险情的紧迫通报里。仿佛能听到大江两岸，无数颗心脏随着洪峰的节奏剧烈搏动的声音。
至八月初，雨不停，洪不止，人不歇。
虽然大河村这边只剩下我一个人，可公家还是有人连续来了几次，苦口婆心地劝我撤离这个危险的低洼地带。
到了八月三日，我不胜其烦，又不想再让他们顶雨趟水往这边多跑，便答应离开大河村，当着他们的面收拾行装，关好门窗，离开大河村，径往木磨山高天观。
修缮一新的高天观显得相当气派。
只是门前少了木芙蓉树，便缺了几分意境。
观门虽然紧锁，但从痕迹上可以看出，每天都有人进出收拾。
我没有钥匙，也不打算走正门，便翻墙入内。
刚一落地，就见一大团白影自侧面的厢房里冲出来，疾如风，快如电，带着凶猛的吭哧声。
我轻笑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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