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岁收成如何？”朔方县乡下，邵树德突然走进了一户民家，出言问道。
“风调雨顺，颇稔。”农人名叫范延伯，早年去党项人那里收皮子做生意，后来被抢掠一空，生意破产，这才回家种地。也算是见过点世面，因此在面对节帅时并不太过怯场。
“乐乎？”邵树德问道。
“不乐。”
“何为不乐？”
“家中丁口两人，中口一人，小口两人，耕种五十亩地，年收粟七十斛。”范延伯唉声叹气地说道：“官府就得收去五十余斛。家人饥饿，春食花、夏食茎、秋食果、冬食实，勉为果腹。”
邵树德默然。这年岁的百姓，主食得不到充足供应是常态，因为都给将帅们拿去养军了。像范延伯家，一年起码得二十多斛粟才够全家人吃的。如果再有点徭役，需要干重体力活时，还得补充营养，消耗更大。
粮食不足，就吃糠菜、瓜果、橡实、榆叶、桑葚。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这些东西甚至被作为主食端上餐桌。
而军士们呢，月给粮赐两斛，逢年过节还有赏赐，如果家人还有田种，那么一年到头全家人吃得饱饱的，且还能经常吃肉，也有余钱置办各类物事，放心消费。
军士和民人，生活确实天差地别！
粮食问题，从古至今都是焦点问题。靠良种都没有实质作用，只能靠化肥解决，但对自己而言不可能，如今只能扩大耕种面积缓解，无法彻底解决。
按照人们普遍的共识，如果不出现灾荒，耕种三年会有一年余粮。当然那是国朝初期赋税较轻的时候，在如今这个藩镇林立，战乱频发的时候，耕种三百年都不会有余粮，因为将帅们搜刮得厉害，尽一切可能将资源投入战争，有时候甚至连百姓活命的口粮都拿走，涸泽而渔。
“某看你家有五六亩的宅园，种了一些果蔬、桑枣，还养了牲畜，应还有些收入。”邵树德说道。
“大帅，某家五口人，春衣一岁五件，冬衣两岁五件。另有鞋、头巾、裙衫、裤、袜，所耗甚多。”范延伯说道：“这头牛，当年买了三千四百余钱，只可耕十年，一年就是三百多钱。油、盐、酱、醋、碗、锄、镰、斧都要钱，一年三斋两社，亦得助粟一斗，酒若干。再有闲时，还得去割草、砍柴，官家随时派人来收，竟是终年不得闲。”
这压榨得是相当彻底了。
他看范延伯家里，还算可以，生活应该还是中等了。朔方县毕竟是首县，靠近州城的地方也有河流，贞元年间便引水灌溉，不至于穷到哪里。真正穷的，还是那些家里丁口不足、农田不足，也没有牛的人家，连应付官府催课都勉强，更别说过上什么好日子了。
“走吧，去下一家看看。”邵树德挥了挥手，带着亲兵在村里转了起来。
农民的主要负担，是官府征收，第二大负担，是乡老弄的各种活动或社事。自己若是下令将乡老的各种乱七八糟的活动给削减掉一部分，应该能减轻下百姓的负担吧？活动的开支，主要是农户承担的，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甚至成了乡老敛财的手段。
另外，也可以想办法给农户放牛，租金就象征性收一点甚至不收。这是提高粮食播种面积及单产的最立竿见影的手段。银川牧场，有些牛羊，但绝大部分还是马匹，牛的问题，再想想办法。
“这家人，为何连个农具都没有？”站在院子里，邵树德看着空荡荡的柴房，问道。
这家只有一个妇人，带着三个孩子，畏畏缩缩地站在院落一角。
妇人年岁应该不大，不过农活干多了，肤色较黑、粗糙，手上全是老茧，衣衫也满是补丁。孩童身上看着就没几两肉，神情呆滞，躲在母亲身后，连看都不敢看自己一眼。
亲兵很快去找村里人来问，半晌后才小声道：“她夫君病死了，就一个小叔子，本来搭伙过日子，不过小叔从军多年，了无音讯，也不知是死是活。”
“去哪里从军了？”
“七年前去灵州防秋，一场大败，没回到营中，据同行的人说应是死了。”
“竟无抚恤？”
“当时给了几匹绢。”
军士死后家属月领粮赐一斛，直领十年，这是邵树德在绥州定下的规矩。如今看来，夏州应该是没这份抚恤的。
“夏州亦要有军属农场，军士们在前线厮杀，家人竟过到这般田地，如何能安心？”邵树德说道：“再给五匹绢、三斛粟，让他们生活宽裕一些。”
他暂时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
夏州以前战死了不少军士，邵树德不可能一一给他们补发抚恤，财政上不允许。但从明年开始，夏州建设军属农场之事应要提上议事日程了。绥州军属农场今年播种了一千多顷，收粮多斛，还有少量牧草、瓜果、豆蔬、布帛，一直在给战死或伤残军士发抚恤，让他们的生活水平不至于急剧下降。
邵树德很清楚自己的权力来源于何处。这个年代，军人就是特权阶层，他们是不可以亏待的。至于百姓的生活，自己慢慢想办法。免费租牛、农具，扩大田亩数量等等，都可以有效提高他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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