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赋税实际上还是加到了普通百姓的头上，富贵人家有的是办法转嫁赋税，所以，“饷加而田日荒，征急而民日少”，越来越多的百姓抛家舍业，逃亡他地，或者直接加入起义军。】
【都知道崇祯十三年，爆发了全国性的大灾荒，两畿、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大饥，人相食——这和当时的气候有巨大关系，但同时，和练饷的增收也有关系，因为增收练饷，所以百姓们大规模逃亡，人没了，田地自然也就抛荒了，本来天灾可能还不到如此严重，但人为抛荒……】
【特别是，这些爆发天灾的地方，还恰恰和杨嗣昌决定试点次要计划“地方训练乡兵”的地方重叠，山西、山东、河南、京畿……】
【当时之前就增收的剿饷，现在增收的练饷，加上早就增收多年的辽饷，合在一起，差不多达到了一千六百多万两白银，差不多能够和明朝的常规赋税等同；再加上各层官员以及小吏的层层加码和盘剥，普通百姓所要交的税，翻个倍都不止，说不得都能到了正常赋税的五倍十倍。】
【至于说增收的赋税，其实确实也增加了军饷，虽然这上下的差额也不小。但是这些军饷也没有改善最需要改善的士卒的待遇，反而是让将领们变得更加富有，财源滚滚。】
朱元璋皱眉，果然，大明日后的政策出问题是方方面面的。
他非常清楚农耕的重要性，不只是为了让百姓有生计稳定下来，也是为了让百姓能够停在土地上不随便乱窜，还是为了让大明朝廷能够有充足的财富。因此，他对于农耕一向重视，对于开荒、遭遇灾荒等多种情况亦是如此。
他就曾经下过命令，北方的荒地免除三年租税，如果被其他人耕种垦熟，就归于他人所有，原本的主人即便找回来也不能再拥有；后来还规定过灾荒地区的田地可以免除租税，直到灾情扭转。
总体来说，他是知道百姓如果在灾荒时期再面临赋税压力，是很有可能选择抛荒土地然后逃亡的；如果官府对新开垦的土地过早征税，那百姓们同样会抛荒甚至直接放弃开垦土地。
所以，这两种情况必须避免，相关的政令他也制定了不少。
但是很明显，日后的大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放弃了这两方面的政策。不只是底下的官员们自己为了捞钱而继续征税或者过早征税，而是朝廷就已经放弃了这两个方面的政策。
得出这个结论的的依据很简单：按照朱元璋的政令，这两个方面自然有相关政策推行，而如果下面的官员没有推行、阳奉阴违之类的，那么就会受到严厉惩处。
有惩处机制，当然才能让下面的官员不敢胡来。
但是日后的大明呢？这都已经不是什么下面的官员的私自行为了，这就是朝廷都彻底放弃了！
甚至不是默许，而是朝廷带头在灾荒时期依旧收取赋税——前面，陕西灾荒的时候，凤阳凋敝的时候，就都有官员上奏折请求减免赋税。
如果按照朱元璋原本的政策规定，这又何须专门上奏折请求？这明明就是理所应当，就是下面的官员在遇到灾荒凋敝的时候应该做的正常流程而已！
但是他们——这些能够看明白且看得长远的官员——还需要专门上奏折，请求皇帝减免。
这不是朝廷都彻底放弃了这两方面的政策，还能是什么？
然后，朝廷在有人上奏折的时候，还能直接不减免。
……不知道这样的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不知道究竟是专门下了明旨宣布“以后不这么做了”，还是说，没有下发什么明旨，而是皇帝表露意思，而官员们心领神会、自有默契。
虽然两种情况都对大明的社稷有损，但是前者好歹是走了明路，明明白白；但是后者……那是能直接彻底摧毁百姓对朝廷的所有信任。
没有什么比耕种、田地对百姓更加重要的了，就算不是农人，田地对他们来说也一样重要。
【明末之时，就有人反对这样的政策，“古来师行，粮食未有不用本色而用折色者。剿贼之饷，纯用折色，已不得宿饱。于是，师之所至，在在打粮，而楚、豫之苦兵甚于贼矣。”】
【本色，就是指粮食；折色，就是指银钱，明朝当时的军饷是发放银钱而非粮食，和古代其他时候不一样。其实如果正常情况下，发放银钱也没问题，我们现在也是发津贴工资补贴，都是钱而非粮食，但是问题在于，这么做的前提条件是能够维持物价稳定、控制物价啊！】
【或者说，得保证钱的购买力，要保证钱能够买到东西而不是废纸，保证钱能够维持生活而不是连吃饱肚子都做不到……】
【明朝的问题就在于此，发钱，但是货币贬值财政崩溃，军饷发放的银钱根本不够士卒们买到足够饱腹的粮食。】
【那么后果是什么？吃不饱，百姓们会自己寻找出路，士卒们也是一样，因此，军队每到一个地方，第一个任务就是就地打粮，粮从何处来？从百姓手里面来……所以，湖北、河南等地，当地“苦兵甚于贼”。】
【这样最终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战斗力下滑；之二就是，百姓们对明朝朝廷的反感继续加深，朝廷的合法性更快丧失。】
赵匡胤摇头又点头：“其实也不是说没有发过钱，但是起码也是有粮食也有钱……”
这是对于那句“古来师行”的，如大宋的军制，那也不是没有发钱的时候，但基本上是钱粮并行，两者都有，发一部分钱，再发一部分粮食，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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