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被我今天就取了性命，你最好快说！”
“哦，好吧。”刘干事推了推滑到鼻尖的眼镜，居然还笑了一下。
玩笑归玩笑，等他再开口时，语气里没了刚才的针锋相对，反倒多了几分掏心置腹：
“就算你来得及。就算你能搞定编制，搞定粮食，把三十个子弟全留下……那全魔都还有多少像陈志强这样的孩子？
你沪东厂能留三十个，江南厂能不能留？
大隆机器厂能不能留？
上钢三厂能不能留？
全市几十家国营大厂，家家都有子弟，家家都压着适龄青年。要是家家都学你这套，拿工艺卡扩招子弟，那下乡的名额谁来完成？”
“别忘了，我们大家长是什么样的人！”
说话时刘干事的目光落在墙角的煤球炉上，炉膛里的煤饼已经烧乏了，暗红色的火光一闪一闪地映在他镜片上，看不清他眼底是什么神色。
“上头要的是总数，不是模范典型。你一家厂子把自家孩子都护住了，缺口就得摊到别的街道，别的弄堂……
那些没厂子兜底的普通人家孩子，就得替你家的名额填上去。你帮了陈志强，对得住那些没人帮的孩子吗？”
屋里一下子静了。八仙桌上那碗凉透的泡饭上面结了一层薄薄的膜，像一面蒙了灰的镜子，映着天花板上那盏昏黄的灯泡。
煤球炉上的铝壶滋滋地冒着白汽，陈婶攥着围裙角站在一旁，连呼吸都放轻了。
这话太狠，也太实在。
这不是什么刁难，而是把这个体制运行最冰冷的逻辑摊在了明面上。
大盘子是固定的，你这里多占一口，别处就得少一口。护住了自己人，就等于把别人的孩子推了出去。
刘干事做了六七年街道工作，心里比谁都清楚。哪家孩子懂事、哪家老人卧病在床、哪家寡妇拉扯着半大的小子，他心里都有一本账。
陈家老二是个好苗子，他不知道吗？
可坐在他这个位置上，有些账只能记在心里，不能拿出来跟政策对着算。
私情归私情，公事归公事。总名额就那么多，完不成，他挨处分是小事，最后层层压下来，倒霉的还是最没门路的人家。
工艺卡是好东西，放在生产上绝对能提效、能成事。但好东西也要看用在什么时候。眼下这个当口，它不是破局的钥匙，更像是走投无路下用的一只肾上腺素。
扎进去很疼，但救不了全身，只能把命吊着。
他怕周围的工友们抱太大希望，到时候希望落空了，比一开始就没希望更伤人。
“老周，”刘干事把登记册重新摊开，又看了一眼那张被划了墨线的登记表，把它翻过去，准备继续把陈志强的名字写上，说话间语气里多了几分真心实意的劝告：
“你想的法子，只是个小聪明。别拿它跟政策硬碰。碰不过的。”
笔尖刚要落下，一只粗糙有力的手掌忽然按在了纸页上。
是周建明的手。
他脑袋还趴在桌上，脸埋在胳膊里，看都没看刘干事一眼，但那只手压在纸上，纹丝不动。
就像铆在船台上的铆钉，透着股不讲道理的固执。
“老周！你还较什么劲！”
刘干事恨铁不成钢地低喝了一声，接着抬眼看了看门口。
门外挤着七八个闻声过来的工友，正抻着脖子往屋里望。
刘干事咬了咬牙，把登记册往桌上一搁，俯下身凑到周建明耳边，声音压得极低。
“我跟你说个事，你自己掂量。”他的语速很快，像是怕被人听了去，“前两天我去地区大家长那边送报表，在他身边看见一个人——带着翅膀的老虎。就露了一面，前后不到一根烟的工夫，但我看得真真的。”
周建明的身体僵了一下。
“人走了，”刘干事的声音更低了，“但他老婆留下来了。就是那个在医院闹得满城风雨的贵妇人。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带着翅膀的老虎现在是什么地位，不用我跟你多说。他身边出现的人，哪个不是有来头的？
他老婆留在上海不走，背后能没有事？
这个节骨眼上，多少人盯着，多少人等着抓把柄。你沪东厂现在搞什么工艺卡扩招，往小了说是违反劳动计划，往大了说……
你这是在跟政策唱对台戏。被人捅上去，你周建明有几个脑袋够掉的！”
话说得隐晦，可分量重得压人。带翅膀的老虎是什么来头，厂里混到周建明这个级别的干部，心里多少都有数。那
是直管队伍的核心口子，向来只跟着最高层的风向走。这种时候出现在上海，还在地区家长身边露面，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接下来这段日子，所有政策只会卡得更严、收得更紧，半分讨价还价的余地都不会有。
也难怪梅家那位老太太要深居简出躲在思南路，连登门道谢都选在凌晨。这股风，比所有人预想的都猛。
周建明慢慢抬起头，方才那副生无可恋的颓丧已经不见了。他的眼睛是红的，血丝从眼角蔓延到瞳孔边缘，但那片红底下烧着一种刘干事看了都心里发怵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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