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胆子大些、头发花白、戴着深度眼镜的老工人，从人群里挤了出来，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作服，胸口还别着一支钢笔。
“首长！我……我能说两句吗？”
厂领导想上前阻止，被老人用眼神制止了。
“老师傅，你说！我听着。”老人鼓励道。
老工人深吸一口气，像是憋了很久的话终于找到了出口：
“首长，我叫王建国，在机修车间干了三十五年了！我不怕您笑话，我一家三代，七口人，就挤在两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平房里！儿子要结婚，都没地方！厂里年年说建宿舍，可楼影子都没见着！我们这些老工人，有力气，也想给国家多出力，可这后顾之忧……它解决不了啊！”
他一带头，其他工人的胆子也大了起来。
一个年轻些的工人忍不住抱怨：
“是啊，首长！工资也好些年没动过了！物价倒是有点涨，每个月那点工资，精打细算也就刚够糊口，想给娃买件新衣裳都难！”
另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插话道：
“还有这看病，厂里卫生所就看个头疼脑热，稍微大点的病就得去市里医院，报销难啊！”
问题像打开了闸门的洪水，倾泻而出。
住房、工资、医疗、子女就业……都是最具体、最现实的困难。
工人们你一言我一语，起初还有些克制，后来情绪越来越激动，言辞也越来越直接。
地方和厂的领导们脸色越来越难看，如坐针毡，却又不敢打断。
赵振国站在人群外围，听着这些带着生活烟火气的抱怨和诉苦，心情很复杂。
上辈子九十年代，国企改制后，震天的机床轰鸣被死寂取代，取而代之的是下岗潮，是为了一个临时工岗位挤破头的人山人海，是“从头再来”的歌声也难掩的生活重压……
改革势不可当，可这些工厂，这些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这个共和国曾经最骄傲的资本，难道除了被时代的巨轮碾过，成为转型的代价，就真的没有别的路子了？
其实不是的。
赵振国曾跟一个贱卖国有资产的厂长吃过饭，听到他酒醉后吹嘘自己是怎么赚了比大的，然后润出去的...
改革其实可以不用那么惨烈的，是有人偷走了本应属于大家的东西。
最开始发言的那个老工人王建国，又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
“首长，咱不怕苦，也不怕累！可这心里头，有时候也憋屈啊！在厂里，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好像都一个样！技术好的，肯钻研的，不比那磨洋工的多拿一分钱！这‘大锅饭’再这么吃下去，有劲儿的人都快没劲儿了！”
“大锅饭”！
这个词，如此直白，如此尖锐地从一线工人嘴里说了出来！
现场瞬间安静了一下，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王老师傅和老人身上。
老人静静地听着，脸上没有怒意，只有深沉的思索。
他等工人们说得差不多了，才缓缓开口，声音沉稳而有力：
“老师傅们，工友同志们！你们讲的这些困难，这些心里话，我都听到了，记下了！”
他环视着那一张张饱经风霜、带着期盼的脸。
“你们说得对！我们的工人，是国家的主人，是建设的功臣！让你们住在这样的条件下，拿着多年不动的工资，这不合理！这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好！”
他语气加重：“‘大锅饭’的问题，积极性不高的问题，我们也意识到了。不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工业就难以发展，国家就难以富强，工人老师傅们的生活，也难以改善！”
他没有空许承诺，而是坦诚地承认了问题，并表明了态度：
“请大家相信，我们正在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住房问题，工资问题，医疗问题，包括工厂的管理制度、分配制度，都要改！要朝着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改善大家生活的方向去改！”
他最后用力地挥了挥手：“但是，改革需要时间，需要摸索。也希望大家给予理解和支持，和我们一起，克服困难，共同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
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只有推心置腹的交流；没有回避问题，而是直面矛盾。工人们听着这坦诚的话语，情绪渐渐平复下来，眼神中重新燃起了希望的光芒。
不知是谁带头鼓起了掌，掌声起初稀疏，随即变得热烈而持久。
离开那片承载了太多沉重与期盼的工人家属区，车队在略显压抑的沉默中缓缓行驶。
夕阳的余晖将这座工业城市的轮廓勾勒得愈发分明，高耸的烟囱与低矮的民居交织，构成一幅复杂而真实的时代画卷。
老人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但微微蹙起的眉头显示他仍在消化刚才所闻所见。
车队为了避开前方一段因临时交通事故被堵死的道路，临时改道，驶入了一条相对偏僻的城郊结合部道路。
道路两旁是高大的白杨树，树叶在秋风中沙沙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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